中国电影百年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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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
《站台》这首歌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对我来说，它是开启我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贾樟柯
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主要作品有《那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以上为短片）、《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曾凭《小武》等片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等奖项。——整理自：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郝建著《硬作狂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陈果执导《香港制造》
废弃胶片写就“草根情怀”
陈果并非香港电影界的新人，其实早在《香港制造》之前，他已在香港电影圈做了10年的副导演。1997年，陈果用50万港元和一些废弃胶片完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香港制造》。这部引人注目的电影，获得过11项国际影展的奖项，并成就了“草根导演”陈果，他在香港这个商业片为主流的电影界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随后的《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细路祥》（1999年）中延续他的思考和表达，这三部影片被称作“香港三部曲”。
受到两个“新浪潮”影响
陈果2002年用DV拍摄的一部小成本影片《人民公厕》，因为“离真实太近了一点”在威尼斯电影节遭到“冷遇”，陈果苦笑着表示：“你们看到了吧，Digital（数码）就是没力量！”陈果曾表示：“我不喜欢DV，它很像电视，与胶片质感不一样，不舒服，因为我成长在胶片电影的年代。”
对于陈果来说，两个胶片电影时代对他的电影选择至关重要，“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导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还小，像大岛渚、黑泽明等日本新浪潮的代表，他们的电影成本很低，反映很多的社会现象，我可以说有点像他们的选择。而80年代的香港影坛，因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原因，有内涵而且纯粹的艺术电影比较多，这些导演他们本身受到的电影教育和他们身上的社会感、责任感决定了他们的电影观，可是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少，因为从客观或主观条件方面考虑，为了生活，没有人拍摄太多有内涵的电影了。我其实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感觉到应该有人出来做一些对社会有责任的东西，所以就拍了《香港制造》”。
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
1997年，陈果拿出已写了好几年的剧本《香港制造》，募集来他所能找到的全部资金：五十万港元！因为之前有过合作关系，陈果从刘德华的“天幕”电影制作公司那里搜罗了一些废弃的胶片，并从滑板运动场找到了之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新人李灿森，陈果回忆：“为了这个角色，我们在街头找了好久，想找一个比较瘦的，有爆发力的形象，然后就碰到了他。最初他不肯演，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认定是他，就放弃找别人，尽量说服要他来演。”几乎盲打误撞进入电影圈的李灿森不仅一口气拍了陈果的“香港三部曲”，还因《古惑仔》、《特警新人类2》等片为观众所熟知。
在谈到当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艰苦条件下完成影片并“刺痛”了当时充斥着打斗和搞笑的香港电影圈时，陈果表示：“我的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要对抗整个工业。香港虽然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实那里有很多人还是生活在困苦的环境里。香港很多导演喜欢拍中产阶层的东西。主流电影给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却看不到贫困边缘的大众。以前我也出生在这样贫苦的环境里，所以一旦我有机会拍电影，主题就想围绕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故事。”
很多故事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
伴随着《香港制造》在当年金马奖、金像奖上折桂的无限风光，媒体用闪光灯和成篇的报道惊喜地宣告了一个导演的诞生。在以票房论英雄的香港电影界，陈果几乎没有拍过一部赚钱的电影，但即便如此，香港电影界将陈果看作“香港电影的新希望”。
1998年他带来的电影是《去年烟花特别多》，延续《香港制造》原班人马。一年之后，陈果执导的《细路祥》折服了更多的人，仍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在经历《香港制造》的青春冲动和《去年烟花特别多》的中年困惑后，《细路祥》将镜头对准了送外卖的少年。“低姿态”的成长故事被陈果解释为“自己想拍的东西”，他说：“我拍的电影主要是在讲成长，我自觉不自觉地在说人的成长，香港三部曲涉及的面比较广，我有我的思考，不是一般观众喜欢的那种。我每做一个主题时，就会发现有很多故事，它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但我的电影不八股，因为人是不需要教育的，而是自觉的感悟，我没有去教育观众做什么，你有感受就感受，没有感受就算了。”
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理想主义
拍摄过多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之后，陈果于2004年接受陈可辛的邀请，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三更2》之《饺子》。他在谈到与主流合作时表示：“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件绝对理想主义的事，因为你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告诉你怎么赚快钱，电影只是一件商品，别太认真。在香港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很多新导演参加拍摄，只是要你作为一个工具而已，那里像一个战场，生和死是你自己的，不是说到市场去选择，而是你已经被选择了，所以还是比较残忍的。我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在考虑还这样继续做下去吗？在香港，独立电影是没有前途的，我能够忍受五六年，基本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作为导演，看到市场这么小，生存空间这么小，继续做下去，能维持到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将来，我希望能够拍出一部属于自己并受观众喜欢的主流电影，或许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冯小刚执导《甲方乙方》
首开内地“贺岁片”先河
1995年岁末随着“大片”引进，香港“贺岁片”《红番区》出现在内地的各大影院里，内地观众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种电影被称为“贺岁片”。之后几年成龙在内地接连推出了《白金龙》、《义胆厨星》等贺岁片，频频得手。
1997年年末，《甲方乙方》的策划群体凭市场感觉，率先推出“国内首部贺岁片”的名号，并创下了3600万元的票房。之后冯小刚相继完成“贺岁片”《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在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创造票房神话，而“冯氏贺岁片”的光芒也远远盖过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一地鸡毛》曾经的辉煌。
“冯氏贺岁片”：陶冶你，成全我
从电视剧发轫
1985年，冯小刚结束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美工生涯，经郑晓龙介绍，冯小刚结识了王朔。冯小刚曾表示：“王朔作品中这种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日后的导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指导我拍摄贺岁片的纲领性文献。”从此，冯小刚成为90年代初“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主要成员，并与王朔等人合写了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
在和郑晓龙合作编剧《大撒把》之后，1992年二人奔赴美国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是冯小刚第一次尝试导演。1994年冯小刚改编王朔小说，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1995年冯小刚根据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完成电视剧《一地鸡毛》。刘震云不仅在《甲方乙方》中友情客串，还成为了《手机》之后冯小刚的主要编剧力量，而刘震云的《温故1942》也成为冯小刚最想改编的一部作品。
“触礁”后“打捞上岸”
由王朔导演、冯小刚主演的影片《爸爸》，根据王朔小说《我是你爸爸》改编，影片完成后未能发行；继而冯小刚导演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在开机十天之后被令停机。其间冯小刚参加了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拍摄，其后冯小刚导演的两部制作精良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情殇》与《月亮背面》也未获准在北京地区播出。
1997年到来了，冯小刚为北京电视台导演了“《编辑部的故事》贺岁篇”，并最先尝试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打擂台，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却在无意间走上了“贺岁”的道路。同年，冯小刚加盟“紫禁城公司”，贡献出的第一部作品便是1998年初的“贺岁片”《甲方乙方》。
北影厂厂长韩三平将他这个“打入另册”的导演“打捞上岸”，并建议“拍一部贺岁片，并在观赏性上下功夫”。冯小刚想到了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中心情节为“好梦一日游”。
1997年8月14日，《甲方乙方》开镜，9月30日全片杀青，一个星期后粗剪完成。“紫禁城公司”的老总张和平在公司对面小饭铺里写下了《甲方乙方》主题歌歌词。“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必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陶冶了你；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驻在我们的心里。”
一部电影，两个第一
《甲方乙方》投资600万元人民币，最终获得了3600万元的票房，北京的每日票房都在80万元至100万元。
关于“市场”的分量，冯小刚曾这样表示：“《甲方乙方》在北京发行超过500万后煞住，在情理之中；发行到700万时，就不只是他们创作的缘故，与市场操作有关了；票房到了900万、1000万，这样的数字其实和导演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很大程度是缘于人为的宣传和操作。”但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至少创了两个“第一”：1949年以来第一部为特定档期所拍摄的影片；第一部采取导演不领取片酬、而于影片利润中提成的“风险共担”形式。
之后的五年，冯小刚的“贺岁片”一路“顺风顺水”，即使在之后“贺岁片”拍摄成“一窝蜂”之势，1998年《没事偷着乐》、《好汉三条半》、《男妇女主任》等八部戏一起出台时，他的《不见不散》仍拔得头筹。
冯小刚这样回忆那个1997年：“一次凯歌导演对我说：‘《甲方乙方》里有一句台词我最喜欢。最末了优子说的那句，语调也好，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至今深信，《甲方乙方》给我带来了好运。”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花样年华》掀起“王家卫旋风”
王家卫式怀旧
从《阿飞正传》到《重庆森林》，从《东邪西毒》到《春光乍泄》，尽管王家卫的电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电影风格，尽管这种风格也早已确立了他在电影界的位置，但对于内地的观众而言，真正认识王家卫还是从2000年的《花样年华》公映开始。
王家卫：我靠直觉拍电影
电影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
我之所以入电影圈，最大的原因是地域的问题，我在上海出生，但在五岁时，父母便迁到香港来。香港人说的方言跟上海不一样，因此我不能跟本地人谈话；我未能交上朋友。我母亲也面对同一景况，她常带我看电影去，因为电影里有些东西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那是基于影像的共通语言。
跟许多我那一辈人一样，我是从电影，其后是电视来认识世界的。要是我早生20年，我可能会选择借音乐表达自己。要是早生50年，那可能是写作。但我是影像伴随着长大的，那我选择研读影像是自然不过的事。《花样年华》虽已是我第七部作品，但是要是你问我，我还是未以导演自居的。我还自视为观众——跑到摄影机后的观众。拍片时，我总希望重塑我还是影迷时所得到的最初的震撼。我相信自己拍电影首要是为观众，但除此之外，还得有其他的原因。
《花样年华》更像一部悬疑片
我是自己写剧本的，但那不是自大，也不是什么电影“作者”的问题，坦白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一觉醒来，床头有一份完完整整的剧本等着我。但在美梦成真前，我想还得要自己写剧本。我曾经跟其他编剧合作过，但我总觉得编剧跟同时也编故事的导演合作时很别扭。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们总是闹意见，因而到最后，我决定既然自己可以写剧本，那就无须另找编剧了。但我得声明，我编写剧本的方法跟其他人不同，我是从导演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编剧的角度，因此，我是以影像为本的。
在电影开始时我一定要先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那会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我小时候是看类型片长大的，我对各种类型片都很着迷，像西部片、鬼片、剑侠片……因此，我希望我所拍的片每部都属不同类型。例如《花样年华》，那是个关于两个人的电影，很容易变得沉闷，但我不把它作为爱情片拍，而决定采用惊悚片的手法，像部悬疑片。片中男女主角开始时同是受害者，跟着他们展开调查，要找出奸情是怎样发生的。每一幕都很短，借以维持张力，这可能是电影令观众出乎意料的原因，他们原以为会看到一部经典爱情片。
音乐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
音乐在我的电影中很重要。然而我绝少找人为我的电影配乐，因为我跟音乐人难以沟通。他们用的是音乐语言，而我用的是影像语言。然而电影音乐一定要是影像的，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我的办法是但凡我听到能令我产生影像的音乐，我便录下来，知道日后可能会用得着。我特别喜欢在时装片中用上古老的音乐。我认为跟影像不同时代的音乐会产生一种暧昧感，令事物显得复杂起来。我在片场也放音乐——不是为营造气氛，而是带出节奏。要是我希望摄影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