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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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王小帅执导《十七岁的单车》
命运不可掌握
《十七岁的单车》为王小帅带来了柏林电影节的一尊评审团大奖，这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迄今在国际影展上的最好成绩。但在这部影片背后，王小帅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王小帅说， “对命运的不可掌握，个人面对社会的迷惘”一直贯穿了他的电影，这样的主题也许正是激发自王小帅本人的经历。
毕业分配去福建是冲动的选择
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们这一拨儿人和我经历相似的比较少。很多人为了留在北京都是自由职业了，而我因为学分高获得了挑分配的权利。一个23岁的小孩冲动，看不清将来，就挑了福建厂。当时有一个剧本叫《巴黎来的枪手》，说我过去就能拍，当时的厂长又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受侯孝贤、杨德昌影响比较大，觉得福建离台湾比较近。没想到，我刚一进厂原来的厂长就调走了，《巴黎来的枪手》也黄了。我被分到文学部，而不是导演室，做编剧、抓剧本。有些剧本弄好了，装订上个蓝皮，再写上“文学部，编剧王小帅”，我说千万别，我不想瞅着我第一个名字上去是编剧。
当时我改了一个剧本叫《浮躁的年华》，写完之后都说非常好，我一得意，就写了一个很长的申请书，说这个剧本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定稿以后全篇我都自己改动过，付出了很多感情，而且自己很有信心，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执导。结果一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我估计厂领导挺好心的，怕我伤心，也不明说不给我。
直到1992年，电影资料馆的一个人来开讲座，她问王小帅为什么不拍电影，他的同学胡雪扬在上影厂拍的《留守女士》都在埃及电影节拿奖了，厂长这才说出真心话，他说厂里每年拍片子只有一个指标，而上影厂的指标有一二十个，给雪扬一个，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可福建厂这一个指标要养活全厂，不可能轻易地就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个会我没开完就溜走了，然后买了张机票直接飞回了北京。
向戈达尔学习，抄起摄影机上街
后来我走的道路，实际上跟福建厂的这段经历很有关系。当时我感觉在正规化的体系里非常困难，那时候电影学院经常说新浪潮导演戈达尔他们抄起摄影机上街，什么也不要，就一台机器，那么好的电影就这么干出来了。我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呢？于是就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拍了《冬春的日子》。片子做完我拿到电影局去，还带着自豪的心情，没要国家一分钱，觉得应该受到鼓励。没想到人家说不能放，还建议我让福建厂看看，结果厂长看完之后说不能挂他们的厂标。
后来，田壮壮成立了一个公司，他自己不拍电影，就想扶持一些年轻导演，我把《扁担姑娘》的剧本给了他们，北影厂觉得好，说脱离了你王小帅拍《冬春的日子》的小资情调，有点大众了。1995年10月，《扁担姑娘》开机。1999年《扁担姑娘》通过审查，电影局批准我送这个片子去了戛纳，要求除了竞赛之外各项活动都能参加，不过国内发行算是黄了，我听说在东花市电影院放了一场就算了了。
之后北影厂又让我拍了《梦幻田园》，电影局审片之后说好，一刀都没动。我记得有一天碰到北影厂厂长韩三平，他说那几个导演的片子弄得我头直疼，就你这个得到表扬。我说“韩爷，那好啊，赶紧发啊”。就这样，《十七岁的单车》一报项目很快就通过了。
这些片子精神上一脉相承
这些年浮浮沉沉，拍了几部电影，我觉得这些片子精神上一脉相承还是有的。我不太同意说非得拍底层或者上层人，就是说，职业只是一个外象，内核就是一种人。这种人在我的电影里是始终贯穿的。《冬春的日子》里的刘小东对于生活、未来、爱和恨的反思，《扁担姑娘》的小男孩及高平处在一个社会流浪的状况，包括《十七岁的单车》里面，两个小男孩虽然外在形态不一样，但最后殊途同归。对命运的不可掌握，个人面对社会的一种迷惘，这些在我的片子里是一直贯穿的。
我觉得这些年的外界变化对我的影响不大，最关键的是很多现象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的，我所看到的都是一边倒，像80年代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百分之百都是在批判好莱坞电影，批判商业电影，等到现在又全讲商业电影。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走自己的路子，不被眼前一时半会儿人云亦云、热闹的东西所左右，将来坚持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到底是热闹一点，还是孤独一点，寂寞一点都无所谓，最终电影还是会回到很本很真的东西。
王小帅：1966年出生于上海。
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92年执导故事片《冬春的日子》，获希腊国际电影节大奖，入选英国BBC评选电影史百部佳作；
1997年执导《极度寒冷》、《扁担姑娘》，后者入围戛纳电影节；
1999年执导《梦幻田园》；
2000年执导《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3年执导《二弟》，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
2005年执导《青红》，入围戛纳电影节。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陆川拍摄《寻枪》
网络影迷群体浮出水面
从影片质量来看，《寻枪》离优秀两字还很远。但是这部电影产生的过程、它背后的故事却令电影爱好者振奋。《寻枪》和陆川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是“一个分水岭，代表着一批被影碟熏陶的小青年，开始在壁垒森严的制作体系外叩击主流电影的大门”。
陆川：那时就是一帮草寇
北影研究生里的狂人
我觉得电影行业只有导演值得去做，导演是作家，其他都是作家的钢笔、墨水瓶、稿纸、椅子或者台灯。专业考试电影知识那门我只考了47分，我那时还算不上一个电影Fans，连《红》、《蓝》、《白》的导演是谁都不知道，答卷上写的是什么什么斯基。
当时导师不想要我，觉得我太狂妄了。在考试前有一天我去学院找她，我说您要是收了我，我肯定是您最好的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黄建新、韩三平、米家山都是江世雄老师的学生。还有因为我父亲（著名作家陆天明）的原因，很多老师都来看我的试卷，让江老师很反感，但是她有一次到我们单位讲座，看到我的工作，很可怜我，这样一个孩子就在桌子前面熬成一个老头儿，不行，得救救他。
1997年，我有机会到河南拍了一套电视剧，当时还在念研二，学校里挺轰动的。我开始是靠自己写的两集剧本打动了投资方，那个剧本叫《隐身人》，上下两集卖了8000块钱，投资人知道我是导演系的，干脆就把钱给了我，让我拉班子拍这个戏。于是我回学校，从各个系调集了一帮哥儿们。那部戏拍得不好，剪辑的过程让我明白，有些想法很傻，永远实现不了；还有些是完全不需要拍的。70天的历程让我对如何做导演有了感悟。那时候我只有26岁，但是整个剧组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让我处在一个很狂妄的状态。
呼朋引伴的网络生涯
从电影学院毕业，我分到北影厂，在马甸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写《寻枪》的剧本。厂里老说拍《寻枪》，但是没钱，所以处在一种很苦闷的状态，忽然就听到有上网这么回事，于是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转到了新浪网的影行天下，当时的版主是旺财，像婉儿、光猪、小赖、小恺撒那些后来的哥儿们都已经在上面混了一段了，我是后插进去的。
当时大家也都不是专业影评人，一帮草寇。而我就是一个想拍片又没片拍的网友。当时没有想到要去结交谁，大家完全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大家注意到我是因为我的帖子，影评比较专业，说话又比较强势。我们自己还在新浪单开了一个版，叫“民间影像”，主要是觉得“影行天下”那帮人没看过几部片子就在那儿胡说八道，不跟他们玩了，因为我刚拍了《寻枪》，就推荐我做版主。我们那帮人都想搞创作，但是创作跟写帖子还是差的很远，得有十几年的积累，《寻枪》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作品，《可可西里》才算是研究生毕业了。
拍《寻枪》那会儿，我发现这些网友里有些人很有文采，我就给他们发剧本，然后他们也洋洋洒洒地给我回信，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但是让我冷静很多，虽然没有谁的建议具体用到片子里面，但是给我拍《可可西里》打下了一个基础。
姜文给了痛苦，也给了帮助
如果1998年毕业我就能拍戏的话，如果有人拿钱砸的话，我手上有三个剧本，我肯定不会拍《寻枪》，因为它跟我没关系，我当时最想拍的戏叫《小金之城》，小金是个男孩，有点像《香港制造》，一个成长的故事。但是我很幸运，我先拍了《寻枪》，姜文选择了这个剧本。
和姜文合作，说强迫也好、自愿也好、被动也好，我感受了一回什么是真正的电影制作。姜文这么多年都是跟中国最好的电影人合作，大家都说他聪明，实际上他是集大成者，他身上吸取的全是精华。我未必能把他的优点全都学到，但是最起码我感受到了。姜文特别强调制作精良，这是现代电影的概念，而学院强调的是观念，对制作并不是很清楚。另外他教给我尊重演员，在这方面，电影学院不如中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张扬、施润久那拨儿人先出来，先掀起一个浪潮，因为他们尊重人。
在剪《寻枪》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姜文对我的帮助，虽然跟姜文合作非常痛苦。电影没有对错，只分你的我的，那时我血气方刚，拼命抗争，觉得这是我的本子，自己的家里自己作不了主，有时是一败涂地，有时能攻个一城半池。现在我能平静接受也是有原因的，在这个行业呆长了，你会发现大家都只尊重历史，只尊重结果，现在也没人说《寻枪》是姜文的电影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张艺谋执导《英雄》
国产大片的英雄
在《卧虎藏龙》之后，华语电影的武侠传统重新被发现，而这波武侠浪潮的特殊在于，一些艺术片大师也投身其中。张艺谋的《英雄》是其中迄今最成功的一部。超过两亿人民币的内地票房，全新的营销方式，以及影片的艺术水准和主题，这一切都是全国性的话题。
张艺谋：《英雄》少拍了一个镜头
即使跟风，也要做第一个
拍《英雄》，是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记得10年前在夏威夷电影节上和观众对话，我就开玩笑说下一部要拍武侠电影，观众都觉得很好玩。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开玩笑。“文革”期间，哪本书最影响你，你就成了它的迷了，我就是因为“文革”时期读的武侠，27本《鹰爪王》一本一本拆开来看完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书看，一部武侠就能迷成那样。
《英雄》的剧本1998年就开始准备了，最后决定用荆轲刺秦的故事来做一个武侠的新包装，就在自己写得很过瘾的时候，《卧虎藏龙》横空出世，那个火爆！当时就预感到会有人说我跟风，《卧虎藏龙》那么成功，空前到了绝后的程度，你再怎么做，也躲不掉跟风的嫌疑，一下子就想放弃了。但是我又想，《卧虎藏龙》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得用多少年来等呢？多少年后拿出来拍也还是会被人说啊，而且跟得更晚，那还不如现在拍吧，说我跟就跟吧，至少在内地，我是第一个跟的。世俗的问题就用世俗解答吧！
曾经想找高仓健演“无语”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英雄》最开始时曾经想找高仓健来演一个大侠，叫“无语”，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如果他演，这个剧本就按他写了。当时老高一直希望有机会合作，我还不是十分了解他，以为《英雄》是一个大片，万众瞩目，所以就让人给他发了一个提纲，但是他很委婉地谢绝了，我就觉得特别惭愧。
一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拍多大，投资其实是随着演员的加入涨上去的。开始我托《卧虎藏龙》的制片人江志强帮我在香港联系武术指导，没想到看完本子后他很喜欢，说：“干脆我来投资吧！”那时还没有所谓大制作的概念。他说：要不找李连杰主演？一问，李连杰愿意，江说得加1000万片酬，我问：“能赚回来吧？”他说：“能赚回来！”于是又找了张曼玉、梁朝伟，一找找了一堆，成了大制作了。
被米拉麦克斯剪掉的结尾
《英雄》拍完后，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我展开了批评，说我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美化极权者。尤其是对最后那段字幕，争议很大。但其实那段争议是李连杰让我加的，他说外国人对长城普遍有误解，以为是进攻的工具，但其实长城是为了防御。我一想觉得有道理，就加上去了。
本来，我给《英雄》安排的是另外一个结尾，但是后来被米拉麦克斯公司剪掉了，说太复杂，老外看不懂，我也只好同意。当时那个结尾都拍了：无名被射死后，戈壁滩上，屹立着三座新坟，分别埋葬着无名、残剑和飞雪，老仆人和如月跪在坟前洒酒祭奠，老仆人说：“中国历来有句话，就是士为知己者亡。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得三个知己，便得天下。”如月在旁边说：“那他们三个就是天下了。”老仆人说：“是，他们三个就是天下。”其实我觉得挺棒的，可是被剪了！
遗憾少拍了一个镜头
后来我和王斌（《英雄》编剧）也说过，《英雄》中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少拍了一个镜头，只要再多拍30秒，影片就完全不同。我当时在拍摄时都想到了。就是在秦王宫大殿，原来是一个大臣跟秦王说：“大王杀不杀！”我很喜欢那种大殿空空的感觉。后来看样片，陈道明说：“导演，这个好像没气氛，没意思啊！”我想想也是：“那咱们就调好几百！”过了几天，专门叫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