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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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最初提议为电影建博物馆
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动议最早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提出的。最初提出时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改革开放后，在广大电影艺术家们的强烈要求下，中央领导也很重视，1998年，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项目终获批准。
中国电影博物馆于2002年11月22日正式奠基，经过两年兴建，2004年年末外部建筑完工封顶，2005年12月完成全部内部装修及布展，12月29日，举办中国电影百年庆典暨电影博物馆的开馆仪式。
电影博物馆并非是专门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所建，只是恰巧赶上了这个时间。我们也实地考察过法国、日本等国的电影博物馆，他们的规模相对来说较小，不像我们的电影博物馆囊括了整个电影百年的历史，不仅使观者了解到电影历史，还可以了解电影制作的种种奥秘，可以说是航空母舰式的立体阵列。
展品认真看的话一天都看不完
在中国电影的相关专业机构中，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承担着中国电影史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而它是不对普通民众开放的。电影博物馆的落成，则有望在电影文物的展示和吸引观众参与方面有所进步。
电影资料馆主要在于收藏，而电影博物馆主要是博览。对策展小组来讲，其实最费心的不是搜集材料，而是组织材料。在浩瀚的电影历史中选择哪些，如何布局，用什么形式展示，才是最核心的。电影博物馆是在电影史的基础上构建的，所以它不是专业机构，也不承担电影研究工作，主要功能就是展示。如果观众有兴趣来电影博物馆认真看的话，一天都看不完。
作为大众的一种电影文化的设施，将来，博物馆也会把保存和展示结合起来，像故宫博物院一样，既是文物保存、研究，又是公开展示。——口述者：刘建中（中国电影博物馆布展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电影百年史——编后记
编后记
为了明天的聚会
刘 帆
《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副主编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如果一件事被冠以时间观念，便会叫人感到沉重。就好像《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非要给“我爱你”加上一万年的期限，才能叫人感到那分切肤刻骨似的。当然，也有些特定的名词在汉语语境里先天不能轻松，譬如电影和足球之类的。所以，提到“中国电影百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总是那样庄严厚重，还带有几分压抑和委屈。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在一片光鲜浮华的应景庆典中，反而更容易体会到沉重“百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905年，宫廷御用老生谭鑫培先生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演了一出《定军山》，与平日不同的是，台底下坐着的不是一般的观众票友，而是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后来，这卷拍下《定军山》片断的胶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电影。
一百年后，我们能够将《定军山》的故事一而再地搬上银幕，却再也无法找到那段验证历史的珍贵胶片，好在留下了谭先生提着大刀托着髯口的定装照，为了各类电影书籍存下了一幅还算体面的扉页图片。据我所知，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号称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比《定军山》要早上十年，至今仍保存完好，2005年还借着法国文化年之机来北京进行过展映。当然，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并消失的还包括——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最早的出口影片《庄子试妻》、最早的武打片《车中盗》、最早的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就连红遍大江南北一拍十八集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也只剩下几段残片。
百年之后，中国电影留下来的是并不完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部而已。仅仅以这样一部落于纸面且明显断代的史书，显然很难呈现出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光影，况且那些真正鲜活、生动的记忆也绝对要与如此严肃工整的文字绝缘。
即便如此，就像足球之于体育，体育之于民族精神一样，电影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该是今年有那么多电影纪念活动的根源所在。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家底还不够殷实，每年能够形成大众话题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却依然能屡屡占据各大报章文娱版的头条。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先后推出了“韩国电影百年”、“香港电影北上”、“中国电影加速度”三个大篇幅的专题特刊，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紧密相关。扫描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剖析电影产业在中国发展成型的来龙去脉，虽然谈不上问诊把脉，至少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的思路。于是，从2004年4月起，《新京报》推出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型系列专题，每天以一个版的篇幅出版。
在第一期见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有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我们起先的计划是这个专题做满一年，结果现在做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终于看到了最后的收获。在最初的设想中，无论策划开创这个专题的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女士，还是参与其中的编辑记者乃至学术顾问，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电影百年”不要做成电影史，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以新闻的视角重新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
如何在史料里发现新闻，如何让亲历者复原鲜活的历史，是“中国电影百年”开展工作的思路和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将近20个月的采访报道中，我认为收获与遗憾并存，程度基本属于对开。
收获方面，兼顾形式与内容。形式上，“中国电影百年”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教科书”或者“影史钩沉”，既有当下视角的审视，又有历史主角的现身说法，不是单纯的忆旧，也不是单一的坐地论道。简单说，立体而非平面。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版面上，不仅有黎莉莉讲述黄金年代的世纪回忆，也能得到关于“荒岛时期”电影狂欢的启示，更可以见证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40年伴随而来的思辨与反省。内容上，“中国电影百年”的确着意于“发现”二字，不拘泥于作品人物的条框，以一个产业的视野重新搜寻有价值的内容，以人性角度捕捉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感受。譬如早期电影的报道，“中国电影百年”并未落足于那些无影无踪的作品，而以投资运作、市场反应等侧面呈现电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即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定军山》，也能感受到从大观楼到虹口影戏院的演变；即便四大女星的光环早已褪去，却能发觉现今偶像剧和“鸳鸯蝴蝶电影”的渊源；即便“天一”出品的古装传奇“稗史片”多已失传，却依然能领略到邵氏兄弟当年抵抗“六合围剿”的意气风发。再比如“第五代”，我们没有选取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而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为节点，展现这个特殊群体面临命运转变的不同感受。
再谈遗憾。最大的遗憾同样在于“发现”，纵观近三百期的“中国电影百年”，真正出跳的内容还远比不上按部就班的计划内容。像“远去的光影”这样关注电影生存现状的报道，像“八零初类型片”这样重新审视发现进而重新引发行业讨论的报道，像世纪老人黎莉莉这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报道，都还太少。究其缘由，有我们自身电影专业储备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时间紧迫人手有限的客观限制。以投入的人力和平均每周四个版面的出版节奏相比较的话，“中国电影百年”能够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已经非常可贵了。“中国电影百年”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也进行过几次微调，版面细节和报道形式也小有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不少疏漏，在此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我要向所有为“中国电影百年”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参与，才使得这个专题能够顺利完成。另外，特别还要向以下同事及顾问致谢：李多钰、孙献韬两位领导，不仅为“中国电影百年”指明了方向和标准，你们的容忍同样成为对我们继续工作的一种激励；陈山、郝建、陆弘石三位顾问，你们渊博的专业知识让我们少走了弯路，同时也让这个严肃的专题少出了不少笑话；王小山、杨彬彬，你们在业务细节上的执导和不遗余力的推广，使得“中国电影百年”日益具备品牌效应；张悦、牛文怡、袁红及所有参与采编、美术、出版工作的同事们，正是有了你们不懈的坚持，才让“中国电影百年”一步步地重新走过一个世纪。
《新京报》副总编孙献韬曾指出“电影兴亡，媒体无责”，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感同身受；陈凯歌在序言中讲到，“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百年”成形的根本缘由。“中国电影百年”行将落幕，中国电影的新世纪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并非怀古忆旧，也没有“治病救人”的抱负，只当是为了明天的聚会罢。
中国电影百年史——跋
跋
启蒙、朝圣和观光
孙献韬
《新京报》副总编辑
因为工作岗位调整，从2005年3月起，我开始分管《新京报》的娱乐新闻和文化副刊，接手李多钰开创的工作，每天签发“中国电影百年”专版。我是个无趣的人，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爱收藏也不懂艺术，与这些普遍看过上千部电影、收藏上万张碟片的“中国电影百年”记者编辑相比，是个标准的电影盲，印象最深的国外电影是《真实的谎言》，看过最多的国内电影是贺岁片。面对众多超级部下，为了不出丑、少露怯，我决定恶补电影这一课，按照“国内十大电影”、“世界百部佳片”的指引，多方搜罗，弄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碟片，开始了自我启蒙之路。
这样每天一部不分古今中外地乱看一通，大半年看下来，倒也积累了不少与电影有关的感受。经常是点灯熬油加班加点看完一部片子之后，都会咬牙切齿地或者如释重负地重复一句：一片难求，此言不虚！
看《美丽心灵》的时候，我像疲劳驾驶一样边盯着前方变幻的景物边抽自己耳光，熬过冗长乏味的前半部分，那个虚拟的室友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终于离纳什而去，我感觉有一股电流从头顶直通脚心，像20年前的初恋，身体里充满感激和冲动，如此丰富而真实，甚至想冲上去拥抱影碟机。看《鬼子来了》，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无论哪一场戏哪一组情节，感觉都是姜文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后来在网上搜到一些姜文的言论，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他说这部片子就是给自己40岁人生拍的一部传记。联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他本人的少年成长史，不由得感叹一番：像姜文这样牛的男人，中国还真没有几个。让我们和他一起变老，等着看他的中年史、老年史。
杂片子看多了，对电影的朝圣之路慢慢就成了观光之旅。有一阵子，我热衷于比较各个时期演员的高矮胖瘦；有时候关注不同时期片子的片头片尾字体和书法，其他的如衣服样式、口音、音乐、布景、道具等等，只要细心观看，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我时常想，那些保存在恒湿恒温片库里的老片子，就像被冷冻起来的精子，包含了拍摄年代的全部信息。《新儿女英雄传》是史东山导演的一部长片，摄于1950年，当时的演员演战争年代的民兵和老百姓根本不用化装，人人都是朴实得掉渣的本色演员；屋子里的摆设也是真家伙，灶台黑黑的，墙壁上蛛网遍布；赵子岳出场的时候，我用慢放和变焦仔细研究他手里的那把镰刀——那就是一把真镰刀，刀口上还有割庄稼时留下的几个小豁口。
对于发烧级影迷或骨灰级碟友来说，越战片《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可能只属于初级入门读物，不屑一谈。我要说的是其中的一句对白，在干掉了三个美国大兵之后，年轻的越共女狙击手被“复仇”的美国兵射翻在地，一小群美国兵端着枪小心地围拢过来，站在浑身是血不停抽搐的濒死的女敌人身边，一个美国兵率先感叹：她再也不能做爱了 （No more boom…boom for this baby…san）！一连好几天，这句话像魔咒一样一直在我耳畔萦绕，走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女孩，我就想：她是幸运的，她还能做爱。
类似的以人为本的经典语录在国产片子中所见不多，那些已经用滥了的“高，实在是高”、“向我开炮”、“八格牙路”、“做人要厚道”……之类的应该不在此列。就我仅见的这些国产片子里，比较靠谱的一句应该是《芙蓉镇》里刘晓庆的那句：“还我的男人！”闪现出些许人性的光辉，但口号味和话剧腔还是重了一点。
这样毫无章法花插着看一些国内国外的片子，感觉有点像在街头作随机采访，慢慢地就得出了一些准客观结论。单就题材来说，好莱坞所谓的历史题材、大场面制作，翻来覆去都是在二战、南北战争、越战、西部拓荒等几个历史时段里打转转，偶尔拍点中世纪欧洲以及古罗马古希腊。不久前看了一部得了五座奥斯卡小金人的片子《GLORY》（光荣之战），讲述南北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团的战斗故事，七百多人的几次战斗，再怎么壮观，再怎么惨烈，导演手法再高明，看起来再热闹，看过之后想想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观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其中三千年历史是有明确而详细记载的，三千年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多少动辄群死群伤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战役、动乱、天灾、人祸，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肝肠寸断、生离死别，哪一个场面都足够宏大，哪一个情节都足够复杂，哪一个题材都值得拍一堆大片。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中国电影百年》这本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