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4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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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未来都大错特错。”（《走进中国》，第274页）
白修德为之恼怒的，首先是报道中对蒋、史冲突的叙述：
中国人在长达七年独自支撑的抗日战争中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不愿意向史迪威将军提供所需要保卫缅甸的军队，他们担心日本军队会突然在东线发起进攻。上周，日本开始这一攻势，试图将中国一分为二，蒋介石政府大概会觉得自己的缓行政策是正确的。
华盛顿不是提供装备，而是建议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白宫相信，国民政府在国内改革的压力下，向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让步，可以使其在与日本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没有任何人敦促中国共产党向重庆让步。
中国的耐心。不过，委员长忍耐地听从之。他在严厉的磨练中——三十三年间结束封建主义的革命、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剧痛、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早已学会了忍耐。此前，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他强咽下自己的傲气。他同意让史迪威将军监管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如此的条件从未向别的外国人提供过。蒋介石在内心不信任租借法案，但他只有一次对一位同僚苦涩地抱怨道：“美国人要我当奴隶，为了胜利，我不在乎当一个奴隶。”——说到此处，他因恼火而提高声调。——“但是，他们对待我就像我是一个贼！”
然而，绝大多数华盛顿的建议委员长还是勉强接受。他已接受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军队参谋长的建议。接下来，似是在谈论史迪威的具体权限时，他的指挥范围被远远扩大。或许如一些报道所写，华盛顿最后坚持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据称，坚决拒绝蒋的指挥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的指挥，从而可以获得美国武器。蒋当然有理由认为，美国看不到这样做将对国民党中国带来的危险。不过，如华盛顿一样，史迪威一直相信，让中国共产党军队参加对日作战，中国的战争实力将会加强。（《时代》，1944年11月13日）
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因此，《时代》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令白修德无法接受：
白宫和史迪威将军坚持要蒋委员长必须与之合作的延安的共产党政权，是什么类型的政权呢？
中国共产党有他们的同情者：著名的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的作者），史沫特莱——一个美国矿工的女儿，《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的作者，是延安的辩护者。另外有一些美国的旅行记者，也赞颂延安的土地改革、合作社、士气高涨的军队、有效的游击队组织。他们却从未报道过延安严厉的新闻审查（比重庆更为严厉）、它的铁一般的党的纪律、关押叛徒的集中营、秘密警察，以及其他极权主义的特征。
中国的痛苦。在第一年（1937—1938）的共同抗日中，延安和重庆之间的信任就颇为勉强，而在过去的六年里，一场未公开宣称的内战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北方进行着。双方都力图掩盖流血残杀的细节，在中国的战争日志上也读不到相应记录。其中包括在单一地区持续十五天、投入四万兵力的相当激烈的战斗。在这一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胜利，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进逼政策，而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不能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他们。共产党现在声称已控制八千万人口，主要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区域（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他们对这些区域的成功渗透，赶走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赶走重庆方面的游击队和政权机构。
……
的确，如史迪威将军和其他人所抱怨的，蒋介石一直在用军队封锁延安。但封锁总比爆发内战要好。因为，延安也是一个战争前线。如果蒋放松封锁，也许全中国完全不属于民主事业了。
……
如果美中关系的裂缝不能很快弥合，中、美双方都将是灾难。因为，如果蒋介石不得不按照延安的条件与之和解，或者，如果他被迫解除对中国共产党地区的军事封锁，一个共产党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就会转向俄国（拥有两亿人口）成为国际盟友，而非转向美国（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时代》，1944年11月13日）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严厉批判的王实味，并配发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在我所看到的史料中，这是外电报道中最早提到王实味。《时代》写道：
但是，在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系列文章中，延安新的一瞥被呈现出来。由王实味撰写的这些文章，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作者是奥尼尔作品的中译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教员，他有十六年的中共党龄。《野百合花》最近被人从共产党中国偷偷带出来，它是为一场共产党整风运动而写，该运动由中共政权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在发表《野百合花》后不久，王实味被文抗协会开除，说他是托派，指控他反共。随后他消失了。（《时代》，19鸲年11月13日）
不只是白修德一人对《时代》的这一报道表示不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远东记者冈瑟·斯坦（Gun－therStein），参加过“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对延安的采访，他在1945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叙述了他对王实味的直接采访，以此来反驳王实味等作家已被处决的传闻，并把批评矛头直指《时代》。书中所述，是我所见到的唯一由外国人记录的王实味本人谈话：
几天后，我们碰到了另一个后来我们称之为“活死尸”的人，即以前的托派王实味。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到宾馆的。下面是王实味的谈话。
“我在1936年加入共产党，我没有承认我以前同托派有关系，第二年我就到了延安。在1941年困难时期，我对延安的情况表示不满，当时国民党的封锁愈来愈严，我们的情况很糟。那年年初，我在延安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指责共产党退化。经过多次辩论会后，我相信我自己再次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我的问题都已解决了。我从来没有被拘留或受审讯。过了那个困难时期，边区的发展比以前在理论上的辩论，更明显地证明我是错了，在我们处于最危急的时期，我是个失败主义者。然而，党以它的宽大政策对待我，我辞职后不久又复职了。”
“你看我活得很好，尽管西安有人为我和那些同样活着的人们开过追悼会。我曾同你们当中认识我的国民党同事谈过话。”
这个人的幽灵后来在美国又遇到我了。一份读者极为广泛的美国杂志相信他真的死了，发表了一篇十分曲解的关于王的故事，把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对立与现在联系起来，并说他神秘地消失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第277…288页）
的确，白修德和斯坦的不满有其道理。到1945年王实味依然活着，《时代》的报道显然有误。处决王实味则是在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7年。四十四年后，1991年，王实味被平反。
就在史迪威的“战车”1944年10月21日飞离重庆的第二天，白修德也坐上一架美国邮政飞机，他的目的地是延安，他开始了自己的西北之行。这一次，他将在延安逗留二十天。
运气又一次恩惠白修德。在延安，他将切身感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热烈气氛；在延安，他将亲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的过程，而他个人身份的介入，却意外地为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原本良好的关系笼罩上了阴影，从此，他将处于尴尬境地。当回顾现代史上相当重要的场景时，白修德的故事为历史细节平添了意味无穷的偶然性和传奇性。
走进延安，白修德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十六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白修德回忆录》，第186页）
白修德有机会正式采访毛泽东，并被留下来与毛泽东和夫人江青一起吃饭。毛泽东留给他深刻印象：
他在我的记忆中得分最多之处是他的镇定，既不像蒋介石让膝关节不停地摇曳，也不像蒋对一个问题感到紧张时全身抽搐。没有人手持着电话记录进入，也没人在他谈话时插话打岔，这倒像在蒋的暗室和白宫里的椭圆型办公室中的情形。这里是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库。他，毛泽东，显然既不是行政官员也不是管理人材，而是个圣人，他思考问题时是一定不可打扰他的。那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一名学生，他正在开导我。他的个人性格是威严的，不允许同他相悖或争论。但同时又是让人畏惧的。……毛给了肯定的回答。在共产党的新中国，会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明天的中国，人人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见解，在什么样的报纸都行——除非是“人民的敌人”。（《自修德回忆录》，206…207页） 在延安的直接感受，让白修德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理解：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白修德回忆录》，第198页）
在应邀参加周六晚上举办的舞会时，白修德感受到政治氛围中的另一种快乐：
几把中国式的管弦乐器拉起来，腰鼓敲起来，口琴和纸糊的马梳就奏出悦耳的音乐，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在地板上转起了快活的舞步。……朱德不跳舞，坐在桌子边喝茶，格嘣格嘣地嗑瓜子。但朱德夫人却像一个老祖母，要求和年轻人作舞伴。叶剑英把他三岁的女儿妞妞领来了。她和其他的小孩子们在一串椅子间跑进跑出捉迷藏，身为总参谋长的叶剑美也着迷地迈起了舞步。他的面部表情颇具有一些墨西哥人的特色，留着一副毛笔状的小胡子，操纵着他的舞伴在地板上跳着，根本不顾音乐节拍，一直迈着那种既像自由流畅的探戈又像优雅大方的华尔兹舞步。林彪喜欢跳狐步助兴。美国士兵们也离开了他们在山上的观察岗位，应邀前来助兴。他们对跳舞一窍不通。有个美国人对一个中国姑娘做了个不礼貌的动作，紧接着便发生了周恩来走访美国观察站司令戴维·巴雷特上校的事，正式提出了抗议。周解释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允许的，除非那个美国士兵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那个中国姑娘。（《白修德回忆录》，第190—191页）
自修德上面提到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在未来几十年时间里，都将继续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将他们的名字、故事、命运串连起来，二十世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面，就将一幕又一幕地生动呈现出来。
此时，1944年11月7日这一天，呈现在白修德眼前的画面，则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突然飞抵延安。赫尔利没有事先通知就突然到来，引起了延安的轰动。所有中共领导人都立即赶到机场迎接。
自修德也赶去了。在与赫尔利见面时，他把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转告赫尔利。他的这一做法，马上引起来自赫尔利和毛泽东两方面的共同愤怒。他在重庆与周恩来建立的长期良好关系，他与毛泽东刚刚形成的融洽关系，他以往所做的倾向于中共的努力，顿时化为乌有。兰德在他的《走进中国》描写了发生在白修德身上的这一戏剧性变化：
然而，赫尔利把他的巨大愤怒都洒在白修德身上。白修德本来很热心地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曾对他表示过他永远不会和蒋介石签署任何协议。赫尔利记录了这一点：“《时代》和《生活》的记者白修德告诉我，他刚和毛主席谈过话。毛说不可能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白修德告诉我为什么毛不能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原因。白修德的整个谈话非常明确，就是反对我正在进行的使命。”赫尔利对白修德非常恼火，而毛在听到赫尔利说，白修德转告了他的谈话就更为恼火了。可以设想赫尔利拿出了谈话记录。如戴维斯指出的可以这样假设。毛的这一愤怒由他的发言人黄华发到白修德身上。白修德与共产党的关系从此结束。
赫尔利在延安一共呆了三天，然后飞回重庆。白修德和周恩来两人同机返回。白修德在延安已成为极不受欢迎的人。周恩来为蒋介石签署五点协议一事随赫尔利一起返回，一路上却很少和白修德讲话。在重庆，白修德写了一篇乐观的关于终于实现联合的报道。但是，等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看到这份修改后的协议后，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种乐观的想法。“共产党卖给你一份物资清单。国民党政府永远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宋子文对赫尔利说。
这便是一切走向结束的开始。美国能够摆脱蒋介石而与共产党和解的希望开始化为泡影；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敢于提出和解建议的行动开始结束；赫尔利将军的精神健全也开始结束。赫尔利陷入到无所作为的恼怒之中，满肚子的怒气首先直接洒到那些传话人的身上，他们告诉他，宋子文已经破坏了他的努力。……在从延安返回六个月后，赫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