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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21部分

小说: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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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夫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好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 

  

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因为如前所述,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婚姻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萎,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 

  

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大体上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如爱;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恨。但是,并非一切属于爱这一类的感情都是“爱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五)恋丈夫与怕老婆


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 

  

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这种“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情”的话),就是“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常见有妻子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却断然不肯离婚者,除了某些实际的考虑(如离婚“太丢人”、“没面子”或生活困难外),妻对夫尚有“恋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爱”与“恋”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主要就在于爱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它表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冲动。正因为是一种冲动,所以会“一见钟情”;正因为是主动的,所以能“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作为主动者,既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既可以爱这个,也可以爱那个。而且,一旦真爱,便十分强烈,不可磨灭,难以忘怀。恋则不同。恋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只能产生于行为和关系的既成之后。比方说,先已经有了家,后来在情感上觉得已经离不开了,就叫“恋家”;先已经有了故土,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土”;先已经有了祖国,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国”。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国,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故土、祖国。所以恋又都是被动的。传统婚姻的配偶既然并非男女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既然他们只能把这婚姻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般地说,也就只能产生被动的“恋情”。 

  

因此,将爱与恋混为一谈,甚至统称为“恋爱”,其实是一种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词”,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不能细说,大体上是“介乎有意无意之间”吧!不过,爱与恋虽有区别,却有也联系,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爱转化为恋不必说,相爱者必相恋,几乎是一个规律。甚至在传统婚姻中,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于某种原因,双方(或其中一方)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尽管爱与恋可以互相转化,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之情,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许多功利的考虑,比如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等等。因此,只要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同心协力地兴家立业、生儿育女,双方也就有了产生“恋情”的共同基础,即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待“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舍即放弃,如舍身为国、舍己救人。之所以恋恋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处,叫做“难以割舍”或“难分难舍”。这种心理不但可以用之于人,也可以用之于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虽已破旧,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说就是爱,而只能说是恋,或至多说是“爱惜”,不能说是“爱慕”。相反,如果对方“靠不住”,则无所依恋,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疼老婆”的诗没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这可统计不出来,但相信一定很多。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类的笑话,古代有,现代也有;平民百姓讲,达官贵人也讲。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府夜宴,击鼓传花,轮到贾政讲笑话,一开口便是:“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结果,“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话说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贾政之“方正古板”,半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人,居然也会讲怕老婆的笑话,而且据他自己说也只会讲这个,这就说明这类笑话是何其之多。而以贾政之“非礼勿言”,半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的人,居然当着母亲、夫人、子女、媳妇、亲戚的面,大讲怕老婆,也可见这类话题是百无禁忌,而这类事情更是遍地开花了。 

  

历史上最有名的“怕公”,当数唐初御史大夫裴谈。此公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他有“怕绩”,还在于他有“怕论”。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和执法,相当于今之监察部长兼司法部长,想来口才和辩才都是很好的。所以,当别人嘲笑裴谈的惧内时,裴部长便发表了一通辩词。他说,“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好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 

  

裴谈的惧内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则大家自然拿他来做一个标竿。有一次,伶人为唐中宗和韦皇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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