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许知远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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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威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带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
…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Dorothy，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在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富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她步伐慌乱，她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的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有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是关东店一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但别忘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
傲慢与偏见陈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住在北京东郊的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家中惟一的电器是海尔沐浴电热器。“像我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陈毅聪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电热水器的生产者、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尔集团将他推向法庭，后者相信这个25岁的年轻人在网上写作、并被一些杂志转载的一篇文章，“诽谤”了自己的声誉，勒令在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收回转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并向他索赔30万元。
我记得那天的愤怒。那时我刚进入新闻业，满脑子是鲍勃。伍德沃德、卡尔。
伯恩斯坦的水门事件，林肯。
斯蒂芬斯的揭黑新闻式的光荣梦想，年轻的小伙子们敢于挑战最高政治权威、商业托拉斯，他们的报社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这一边。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正是这样运转的吗？没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政治权力、商业力量与新闻舆论彼此制衡，相互令对方不安；如果一切难以制裁，那么最高法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者。我喜欢埃德蒙。柏克那个著名的观点：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间。
陈毅聪看起来不像个浪漫主义的挑战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何特殊之处，所有材料都选自公开的资料，只不过他将这些公开材料赋予了某种疑问色彩——海尔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现的那样光芒四射。这桩被广泛讨论的诉讼案最终不了了之。开庭前，海尔撤回了诉讼，陈毅聪成为了勉强而短暂的英雄——大卫无意中挑战了哥利亚，最终还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陈毅聪与海尔的故事。4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头脑中那些新闻业的浪漫色彩日渐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似乎都命运多舛，那些比陈毅聪更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在尝试了几次令人赞叹的调查性报道之后，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他们的限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有冤屈的公众将他们视作一个权力中心，纷纷向他们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焕发了一种意外的生机，那些被新闻记者提及的政府官员、或是商人，突然言之凿凿地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为自己辩解——你不要乱讲，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他们一直并不在意的名誉，突然间变得神圣非凡，他们要拼死捍卫。而面对控告的新闻记者，却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只要将他们的目光从这条充满压力的荆棘路上偏转开，就可以看到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地，数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报道、被赞扬。年轻的记者们可以被邀请去住五星级酒店、坐商务舱，只要听从公关公司的安排，你可以过上舒适的采访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滥用这种权力，公然地接受贿赂。
于是，新闻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护；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被腐蚀。缺乏真正独立精神的媒体总是处于某种不成熟状态，一些时候，它夸大自己的使命，新闻报道带有了过份强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迹；另一些时候，又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摇摆中，新闻的基础——对事实的追查、对真相的探求——却经常被遗忘。所以，尽管新闻记者经常自称为“社会公器”，我们却清楚，我们并未付出可相匹配的努力去赢得对应的尊重。
新闻业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释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权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来自于官僚体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还要加上一层新的含义，权力与商业力量达成的一种新的联盟，地产商的轰隆隆的推土机横扫出的一片片废墟，象征了商业的能量，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无视那些站在废墟旁的个人的无力身影。
像4年前的海尔集团与陈毅聪的官司一样，过去一段时间中，富士康科技集团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间的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万元的赔偿金额，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从诉讼最初的核心——报道是否准确——
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新闻媒体与公众表达出的潮水般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说是一个受困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的集体释放。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的傲慢，被迫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的时代。
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所以东北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全国性的“宝马案”，因为它其中蕴含了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无力的悬殊感；任志强公开为高房价的辩护，则引发了全国性的对地产商的不满情绪……
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翁宝口中“这是媒体业的‘9。11’”到“这是新闻同业的胜利”，这一案件的转折充满了意料之中的戏剧性。富士康公司最终将起诉对象由两位个人转向《第一财经日报》，索赔金额降为1元钱，它收敛起最初的咄咄逼人的傲慢，表明自己正是出于对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完全忘记了最初3000万的索赔中蕴含了多么强大的暴力逻辑。
按照现代社会的兴奋与遗忘的速度，可以预料，人们将很快对这一事件失去兴趣。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安抚社会中酝酿的那种不安、容易暴躁的情绪，该如何减少那种不加掩饰的强权逻辑的傲慢，看起来，它们仍都缺乏对应的制约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争吵中，最初的被报道者、被同情者，工厂中那些被过度辛劳的劳动者们，却可能再度被遗忘……
三城记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份平静。我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一开始，我们在牛车水的大排档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远处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牛车水的马来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车”，最初的居住者马来人每天用牛车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载水。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莱佛士将牛车水划为华人居住区，像大多数南洋的华人定居地一样，广东人与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
除去博物馆里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账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6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在2000年的dot－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3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之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30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