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许知远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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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或是轮盘赌前的人，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放弃，你无力依靠自身、也不准备依靠自身，而是把未来交给那个旋转的轮盘，或是那几位评委、几百万观众的眼光。他们或许都获得了某种满足：站在镁光灯下的15分钟名人，和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之前对命运的虚假的把握感。
当然，投机是人类的共同天性，没人不期待寻找捷径。世界各地都有AmericanIdol节目的翻版，而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前的有各种颜色的面孔。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只有在很少的社会，投机心理才如此彻底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从乡村里的斗鸡、家家户户的麻将声，到在政治、商业领域的“博一把”的习惯，再到浏览30个电视台，可能其中18个都在选秀的现状……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热忱。
塑造这种集体性的投机心理的因素是复杂的。最近的300年，中国是一个资源紧张感不断加剧的匮乏社会，人们的选择太少，人们期待投机能够改变命运，我记得那句精辟而刻薄的说法：“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它也与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相关，不断出现的农民战争，或过份强大的官僚体制有关，所有的人财产、自由、地位、尊严都是不稳固的，它们既不可能传递，更可能随时被剥夺；也与中国文化特质中过份的现实性相关，人们不相信独自追求的目标具有意义，他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迅速认可……
过份的投机热情可能造就一个短期繁荣的畸形社会，却不可能造就一个长期繁荣的健康社会。执著于“15分钟名人”效应的选秀、少年明星作家与明星创业者的社会，也注定无法孕育杰出的音乐家，也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企业家，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激烈却低水准的竞争中。当然，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15分钟名人”之后，谁在乎未来会怎样？
被夸大的神话先是一家盗版CD、DVD的，接着是卖眼镜的，然后是挂满的皮包和女孩子喜欢的小饰品的……这些摊位就拥有统一的宽度，大约3米，然而长度则略有不同，最短的不过1。5米，长的是4米。一排排的摊位就这样一直延伸着，两排摊位间隔出了不到两米的走廊，我在其中不断和其他顾客挤到了一处。
两三个女孩子或站或坐在这些堆满商品的几平方米中，等待别人的询价和讨价还价。她们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拥有一张你一看可知的“东南亚面孔”，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和完全不懂的菲律宾话。在那个卖药品的小摊位里，我碰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中国姑娘，她来自四川，半年前来到这里，因为她的一个同乡开设了这个摊位。
“一路发商场”五个红色隶书的大字，压在蓝色的背景下，一旁是菲律宾本地的连锁快餐店Jollibee的广告，她在这座由数不清的小摊位的构成的三层建筑中开张了一家新店。
“一路发”是阿拉伯字母168的中文谐音，带有中国人喜欢的吉利色彩，没有宗教，中国却在房屋的位置、屋内东西的摆设、随机的数字中寻找到命运的寄托。
“如果你想了解新移民”，《菲律宾星报》的专栏作家李天荣对我说，“那去看看一路发”。李天荣用英语写作，讲起中文来语速更快，他总是笑容满面，在你作出一个判断之前，他已经重复好几次“好，好，好”。他采访过菲律宾所有的重要人物，为《福布斯》分析菲律宾的富豪的财产，他是本地的第六代华人，像本地的200万华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故乡是福建。
当时，我们坐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里探讨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特性，这一代移民是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再度打开国门之后来到此地的。“他们比我们工作更拼命，也更无所顾及”，李天荣说新一代移民们，可能5年前仍只是经营着一个小摊位，而现在则拥有几处地产。
一路发像是遍布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批发市场的翻版，除去那些面孔黝黑的菲律宾女孩子，据说她们背后的很多老板都是这些中国移民。他们将中国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的廉价商品运到此地，以低价格出售，他们大多很勇敢，或许一句英文与菲律宾语都不会说，凭借一个计算器却走遍菲律宾的大小市场。穿过帕西格河，河岸这一边的西班牙建筑、大片空旷的草地消失了，我们到了马尼拉的中国城。三轮自行车，成群结队的被涂上各种涂鸦的小型巴士“吉布尼”，人流都拥挤到一起，建筑破旧，噪音与音乐充满到每一个角落，那些商场门口大声放着节奏感十足的本地流行音乐，而挂在电线杆的喇叭里，则是福音歌，做生意和教堂里的祷告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流淌着污水。在一瞬间，我就置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那种人们想像中的亚洲的崛起时所蕴含的活力，“一路发”正成为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中国城的新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强大的轻工业生产能力的表现，其中也充斥着每一个中国人习惯的假货。
在看到一路发商场之前，我们一直试图联系菲律宾最富有的人物，在我们的名单上是陈永栽、施至成、郑少坚等。我对他们所知甚少，根据媒体上的不连贯的报道，我印象中菲律宾的经济是由华人主导的，2％的华人占据了这个国家40％甚至更多的财产。这似乎是东南亚的普遍状况，在很多时刻，我分不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是泰国那些商业巨子的差异，他们大多是华人，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生意的范围广泛，大多为垄断产业，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公司的结构极不透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华人似乎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商业能力，世界范围内，只有犹太人堪与作比。
“他们的成就被夸大了”，吴文焕的评论令我略感意外。此刻，我们坐在马尼拉的旧城区里的菲华历史博物馆的会议室里。吴文焕今年57岁了，有一张没有明显特征的南方人的脸，他的普通话带有闽南口音。1954年，他从福建晋江前往香港，1960年，再由香港来到马尼拉，他的父亲已在这里扎根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就是这样，年轻时离开家乡，然后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再离开，等到儿女长大后，再将他们接过来。或是一个同乡拉上另一个同乡。在吴文焕离开晋江时，这种移民模式在福建与广东省已持续了几百年，这些省份地处帝国的边缘，缺乏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前往海外寻求生存与富足。
马尼拉是这些移民最早的选择地之一。
早在10世纪时，中国与菲律宾就有了贸易往来，到了16世纪时，马尼拉已在全球贸易与中国经济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中国人更早到来此地，但菲律宾的近代历史却是由西班牙人开创的：1571年，在麦哲伦环游世界到达此地50年之后，它成为了日渐扩张的西班牙帝国的亚洲殖民地。西班牙人将墨西哥的白银运到了马尼拉，再由马尼拉运往中国，从而创造了中国明朝末年的商业繁荣；而中国的瓷器、茶叶从这里运往欧洲，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在和吴文焕谈话之前，我们参观了这座建成7年的博物馆，它记载了中国人在这个陌生之地的曲折命运。我对那幅铺满一整面墙的画印象深刻，它是三个世纪前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的作品，所画的是1602年那场著名的大屠杀，当时在马尼拉超过两万名华人被西班牙人所杀。
源源涌入马尼拉的中国人，是商人、手工匠人，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居民的中间人。中国人对做生意的热衷，使得西班牙人用“Sangley”称呼他们，这正是闽南语里“生意”的谐音。但是，不信任感始终存在于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西班牙人为自己修建了欧洲古堡式的“王城”，而华人则被要求统一居住在王城外的八连城内，白天，他们出来做生意，夜晚则被限制在小小的城内。关于1602年那场屠杀，我们所知不详，只知道马尼拉的华人被屠杀殆尽，这场屠杀还导致从马尼拉前往中国的白银运输量锐减，白银的减少导致了中国境内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望着那幅刀光剑影，被火光与鲜血占据的画面，我不知该作何感慨。我该为中国人的生命力而骄傲吗？华人居住的八连城地址更改了九次，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一次或大或小的屠杀与骚乱，但是华人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人口继续增加。
还是应该痛心？尽管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华人却从来没有能力和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抗衡，他们总是处于从属、屈服、屈辱的地位。
西班牙人给菲律宾带来了天主教和热衷歌舞、享乐的传统，1898年之后，美国人则带来了现代世界的“自由”、“民主”与英语教育，美元援助……中国人给这里留下了什么痕迹？吴文焕将我们领到博物馆的图书室内，里面是将近20年以来，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所收集的书籍与杂志。墙壁上悬挂的是鲁迅的水墨画，门口还有梁启超翻译的黎萨尔的诗歌——他是菲律宾早夭的建国之父，这个国家的孙中山。
在那个午后，图书馆散发的气息令人迷醉，油墨味和潮湿带来的霉味混合在一起。
倘若要研究菲律宾的华人历史，没有比这里的收藏更丰富的了。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与东南亚华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有关，它是中国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主要影响吗？
“渲染经济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利”，吴文焕显然对国内媒体的片面、一厢情愿的报道深表不满。作为一名业余的历史学家，他在10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华人经济奇迹的神话》中，他认定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机缘，如果华人真具有令人诧异的商业头脑，那为何在制度更为健全的美国、欧洲与日本，华人没有取得对应的经济成就？而且吴文焕发现，对于菲律宾的华人商业巨子的成功，他身上的菲律宾国家特性，可能比他的华人特性更重要，况且“不仅这些人是华人，那些一生在贫苦上挣扎的小摊贩也是华人”。“融合是本地华人最好的安排”，吴文焕和他同事们在1992年共同创造了“菲华”这个词，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它代表着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新身份传统的形成。
不过，令吴文焕深感不安的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与特性的研究缺乏兴趣。
那个图书室吸引了日本、美国使馆的人员到此寻找资料、探究华人的秘密，而中国使馆却对此毫无兴趣。而对于新一代中国移民，吴文焕则发现，他们变得和过去不太一样，“他们更大胆，也意味着失去道德上的限制。”未完成的探寻
“这不是柏杨说的那一套。”肖知兴讲话时，像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单纯、热情、书生气十足。他34岁，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业教育机构中欧商学院的年轻、广受欢迎的教授，之前他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读了5年书，可能也是第一位在权威管理学杂志《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我们坐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里谈论他的新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河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河殇》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河殇》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寻中国民族性与传统的努力。
这股思潮足以追寻到19世纪末，在日益加深的外来挑战面前，中国人发现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伦理、政治制度还是随地吐痰。80年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对传统的批评，像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台湾正处在漫长的蒋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国大陆则刚经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经过30年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验，告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后，却发现中国人依旧是那样一盘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敌视新事物……就像龙应台日后感慨地说，她依旧在呼吁着梁启超100年前的呼吁。
在肖知兴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国依旧像70年前一样，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物质如饥似渴、充满迷信，只不过伯特兰。罗素、泰戈尔，换成了杰克。韦尔奇和迈克。波特，科学与民主演变成利润和市场份额。肖知兴在枫丹白露的INSEAD学习管理知识，就像2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一样，是各自时代的知识风尚。
我是对着紫竹院的湖水阅读《中国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它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欣喜。一方面，对于中国人的特性探讨早已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话题，这个题目显得熟悉而陌生；另一方面，我对于管理学著作的胃口早已败坏，机场书店里排列着的那些设计丑陋、语调粗俗的作品，那些一脸唯利是图的推销员模样的人在电视里声嘶力竭地宣讲“中国式管理”、“砍掉成本”、“狼性总经理”，管理学被庸俗化为消化不良的西方概念、小商小贩式的精明与权谋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家大小不等的公司都像是雍正王朝的一个缩影。甚至中国的商学院，看起来都普遍不像学术机构，更像是一个推销机构，它的领导人所关注的不是创造一流的学术理念，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交纳昂贵的学费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兴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