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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少有人走的路-第4部分

小说: 少有人走的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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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是啊,当然啊,我喜欢读书。”他说。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吗?”
  “营房里太吵闹,我可没心思读书。”
  “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
  “图书馆距离太远了。”
  “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
  “唉,说实话吧,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
  我换了话题,继续问道:“你喜欢钓鱼吗?”
  “当然啊,我太喜欢钓鱼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
  “当然不能啊,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
  “好像不是吧,据我所知,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承担责任(2)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1)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2)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1)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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