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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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安全的黄金时代
从反犹主义运动衰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只有二十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被称为“安全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因为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少数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明显过时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弱点，尽管各种预言都说它寿终正寝就在眼前，它却以虚假的光辉继续产生作用。而且顽冥不化。俄国不合时宜的君主暴政，同样还有奥地利腐败的官僚体制、德国愚蠢的军国主义、法国危机不断中不怎么认真的共和国，明显地以同样的稳固性并存——它们仍然都处于不列颠帝国全球霸权的阴影之下——都设法维持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几个政府之中没有一个能得人心，全都面对着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然而也没有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种认真的政治意志去彻底改变政治环境。欧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阶层都太忙于经济扩张，谁也不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因为无人关心，所以一切都能维持。或者用契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一切事物都靠否定它的存在而继续存在。”
工业与经济能力的巨幅增长造成纯粹政治因素逐步弱化、同时在国际权力游戏中，各种经济力量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总认为权力等同于经济能力，之后又发现经济与工业能力只是现代权力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力量能左右政府，因为政府和普通商人一样相信经济，商人们使政府相信，国家的暴力手段必须无一例外地用于保护商业利益和国家财富。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沃尔特．拉德诺所说的关于“三百个互相认识的人将全世界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确有几分真理。这种奇特的情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但是由于战争的事实，使大众对经济扩张之神佑性质失去了信心。
与欧洲其它各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易受〃安全的黄金时代〃表象的欺骗。反犹主义似乎成了以往的历史：政府愈是失去权力和威望，就愈是否注意犹太人。每当国家扮演了更狭隘、更空虚的代表角色时，政治表现就成了一种素质参差的戏剧表演，直到最后，奥地利的剧院却变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它的社会意义无疑超过了国会。政治世界的戏剧性质如此明显，致使剧场能以现实世界的面目出现。
大商业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国家对犹太人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威胁到犹太银行家的生存，迫使犹太人的职业发生了某些转变。犹太银行家族衰落的最初迹象是他们在犹太社群中丧失名望和权力。他们不再能有力地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犹太人的总体财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开了国家金融业，转向独立商业。从向军队和政府运送粮食和服装中产生了犹太人食品和谷物贸易业，不久之后，他们在各国的服装行业中迅速取得了显着地位：乡间小镇的典当业和杂货业发展成城市中的百货业。这并非意味着犹太人和政府的关系中止了，而是个人的介入减少了，因此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几乎与开始时一样：处于重要金融界地位的少数犹太人和犹太中产阶级广大阶层很少有、或几乎没有联系。
比独立的犹太商业阶级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结构方面的另一种变动。中欧与西欧犹太人在经济财富方面达到了饱和点。这也许是显示他们事实上是“为钱而要钱”或“为权而要钱”的时候了。为了前一个目的，他们会扩展商业，传给后辈：为了后一个目的，他们会更坚决地投身于国家商业，以大商业和大工业的影响力来和政府抗争。但是这两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做。相反，富商的子孙，或者说银行家的子孙，都背弃了父辈的职业，寻求自由职业或前几代人未能进入的纯粹知识事业。民族国家曾经十分害怕的事，即犹太知识分子的诞生，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出现。犹太富人的儿子们涌入文化职业，这一现象在德国和奥地利十分明显，大部分文化机构——报纸、出版业、音乐、戏剧——变成了犹太人的事业。犹太人传统对知识职业的偏爱和推崇，其结果造成和传统的决裂及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知识同化和民族化。从政治角度来看，这表明犹太人从国家保护下解放了出来，增长了与周围居民共同命运的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松懈了使犹太人成为欧洲国际间成分的纽带。从社会角度来看，犹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第一批需要被非犹太社会接纳的人。他们的父辈不关心与异教社会的交往，视社会歧视为小事一椿，但对于儿辈知识分子们来说，却是天大的问题。
这个群体为了寻找进入社会的途径，被迫接受以前一些个别犹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些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曾被社会承认是歧视统治中的例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一种能打开一切大门的力量，“辉煌的名声力量”（radiant Powel of Fame）（斯蒂方．茨威格＇Stefan Zweig＇语），百年来对天才的崇拜使之变得不可抗拒。犹太人追求名声和当时的一般崇拜名望之间的区别，是犹太人对名声感兴趣并非为了自己。生活在名誉的氛围中要比成名更重要：因此他们成了出名事物的评论者、批评者、收藏者和组织者。这种“辉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力量，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藉此可有一个地位。换言之，犹太知识分子努力地（并在某种范围内成功地）变成一种有力的纽带，使著名的个人同名流社会联结起来，达到一种国际社会性质的、超越民族界域的精神成就。政治因素的整体弱化，二十年内引起的一种新情势，现实与表象、政治现实与戏剧表演很容易互相模仿，使他们变为一个朦胧的国际社会的代表，而民族偏见在这个国际社会里看来不再有效。很吊诡的，这个国际社会似乎是唯一的既承认民族化、又承认它的犹太成员同化的社会：一个奥地刊犹太人在法国比在奥地利更容易作为一名奥地利人而被接纳。这一代人的虚假世界公民身份，一旦提及他们的犹太血统，他们便宣布自己的虚构国籍，已类似那种护照，是允许持有者有权侨居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颁发这本护照的国家之外。
从其本质来说，只有当犹太人能够证明他们在表象世界里的活动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乐，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事实上需要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时，这些情况才能使犹太人获得名声。当严肃的政治家和宣传家对犹太人间题感到自从解放他们以来最不会引起麻烦时，当反犹主义几乎完全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时，犹太人变成了社会的象征，也变成了一切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的仇恨目标。反犹主义一旦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纪曾经影响其发展的特殊条件，出现由谎言和欺骗来随心所欲地编织真假参半和荒唐迷信的奇怪混合，出现在1914年以后的欧洲，是充满一切挫折和憎恶成份的意识形态。
既然犹太人问题从它的社会角度转变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触媒，直到最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围绕着可能屠杀犹太人的问题，才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结聚，所以我们有必要勾勒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解放犹太人这一段社会历史的某些主要踪迹。
第三章 犹太人与社会
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无知，使他们能适应其特殊角色、扎根于国家的商业圈、对人民有偏见和对权威趋炎附势，能对反犹主义的政治危险视而不见，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歧视则过于敏感。当政治争端和纯粹反感同时发生时，很难看清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然而，问题在于它们恰恰产生于解放犹太人中的对立面向；由于犹太人是一个隔绝的群体而产生政治上的反犹主义，而社会歧视则产生于犹太人与其它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
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愈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愈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每当平等本身变成一种世俗的事实，没有一种衡量或解释的尺度，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能被承认为一种简单的政治组织操作原则，在这之中，在其它方面不享平等的人可以有平等权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中，平等会被错误理解为每一个个人的天性，如果他同别人一样，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同别人偶然不一样，他就是“不正常的”。平等从政治概念到社会概念的这种逆转，在社会几乎不给特殊群体和个人留出空间时尤其危险，因为在这种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别触目。
现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的特殊危险，在于人在首次在没有区别的环境与条件的保护下而与人竞争。正是这种新的平等观念使现代化种族关系变得十分艰难，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一种天然差异，而又不可能用可以想象的条件变化来使这种差异略为消弱。这是因为，平等要求我承认每一个个人都和我一样平等，出于各自的理由，团体之间不愿意承认对方有这种基本的平等，所以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才采取了如此可怕的残酷形式。
因此，犹太人的条件越平等，他们之间的差异越令人吃惊。这种新的意识导致社会嫌恶犹太人，但同时又被他们的奇特之处所吸引：这种双重反应决定了西方犹太民族的社会历史。然而，歧视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会产生结果。它们既不会产生反犹政治运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保护犹太人不受敌人侵害。但是，它们毒化了社会环境，颠倒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关系，并对犹太人的行为造成了特定的影响。犹太人风格是由特别的歧视和特别的受惠这两者构成的。
社会对犹太人的反感，加上各种形式的歧视，在欧洲诸国并不造成很大的政治伤害，因为真正的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从未达到过。从一切表象上，新阶级发展成一个团体，其成员是生而从属这团体的。无疑只有在这种框架内，社会才能迫使犹太人自己建立一个特殊集团。
如果是在美国，天经地义的平等条件会使情形完全相反；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坚信他凭能力和幸运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者，也会使情形大不相同。在这种社会里，歧视成了唯一的区别手段，一种普遍法则，各种群体据此发现自身被排挤在民权、政治、经济的平等范围之外。当歧视不光涉及犹太人问题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晶点，这种政治运动想用暴力、暴民统治（mob rule）和纯粹粗俗的种族观念来解决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天然困难和冲突。美利坚共和国的居民结构和历史是世界上最不均等的，它敢于在此基础上实行平等，这是它最有希望而又最危险的吊诡之一。在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非常危险的爆发点。然而在欧洲，它对于政治上反犹主义的兴起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㈠在贱民与新贵之间
民族国家从社会和政治两方面所依托在社会和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引起了一条奇特的规律，决定犹太人被接纳进社会这一问题。在犹太人真正生活在欧洲各民族中间——并非相邻而居——的一百五十年间。他们一向必须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荣耀而付出政治苦难的代价，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遭受社会的侵扰。同化，其意义即被非犹太社会接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显地区别于犹太群众，即使他们仍受同样政治条件的限制和羞辱，或在完成解放和造成社会隔离之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已受到反犹运动的挑战。社会在面对犹太人应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平等时，表现出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打算承认他们的社会平等权利，只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例外人物。那些犹太人听到这种奇怪的恭维，说他们是例外，是特殊犹太人，他们心里十分明白，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意即他们是犹太人，但假定上不像犹太人——向他们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如果他们希望得到这种相互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尝试“成为一个犹太人。但又不做犹求人”
事实上，表面上的吊诡有一种坚实的事实基础。非犹太社会所要求的是新进入者必须“受过教育”，而且尽管他的行为不像一个“普通犹太人”，但是，他毕竟是个犹太人，他必须同“普通”犹太人两样，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一切关于解放的鼓吹同时又主张同化，亦即根据社会要求来作出调整，并被社会接受，这种情况或者是解放犹太人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换言之，每当那些人以实际行动尝试改善犹太人的条件时，都试图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思考犹太人间题，并且立即只从社会方面来考虑问题。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不幸的事实之一是，只有它的敌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才理解犹太人间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解放的卫护者倾向于将解放犹太人当作“教育”问题提出，这个观念原先既用于犹太人，也用于非犹太人。两者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地包括受过特殊教育的、宽容的、有文化的人。当然，特别宽宏大量的、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非犹太人才会烦扰例外地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当然，受过教育的人们要求废除偏见，这根快地变成了一椿一厢情愿的事情，直到最后，只有犹太人被促使教育自己。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犹太人被劝告接受足够的教育，以使行为表现为不同于普通犹太人，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作为外人的请求（foreign，exotic appeal），他们才被接受。这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根源是新人文主义，它公开要求“人类的新人种”（new specimens of humanit）（赫尔德＇J．G．Herder＇语），与他们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和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