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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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罪犯和公开犯罪的方式来澄清自己。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一）案件事实
事情发生在法国，时间是1894年底。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一名犹太军官，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法庭一致判决将他终身流放魔鬼岛。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在据说大量的起诉档案中，只出示了一件所谓的“清单”。其实这是一封信，说是德雷富斯的手迹，此信写给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Max yon Schwartzkoppen）1895年7月，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上校出任参谋总部情报局长。1896年5月，他告诉总参谋长布瓦斯德弗雷（Charles le Mouton de Boisdeffre）说，他本人相信德雷富斯无罪，犯罪的是另一名军官沃尔桑…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六个月后，皮卡特调任突尼斯的一个危险防地。与此同时，伯纳德。拉查尔代表德雷富斯的兄弟们出版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富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1897年6月，皮卡特将审判细节与德雷富斯无罪的真情通知参议院副议长修雷尔一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97年11月，克列孟梭开始为重审此案而奋斗。四个星期之后，佐拉（Emile Zola）加入了为德雷富斯辩护的一派。他的《我控诉》（J'Accuse）一文于1898年1月发表在克列孟梭掌握的报纸上。与此同时，皮卡特被捕。佐拉以诽谤军队罪而遭审讯，并受到普通法庭和上诉法院的判决。1898年8月，埃斯特拉齐由于侵吞钱财而很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去告诉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说，那份“清单”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那封信是他根据他的上司、前任反情报局局长桑代尔（Jean…Conrad Sandherr）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笔迹而写的。几天以后，同一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昂利（Joseph Henry）上校坦白说，德雷富斯秘密档案里的另外几份文件也是伪造的，随即他就自杀了。于是，上诉法院下令调查德雷富斯案件。
1899年6月，上诉法院取消了1894年对德雷富斯的原判。8月，在赫内（Rennes）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判决改为监禁十年，理由是“情况缓和了”。一个星期后，共和国总统宣布赦免德雷富斯。 1900年4月，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开幕。 5月，当博览会成功在望时，下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反对进一步重审德雷富斯案件。同年12月，与事件相关的一切审判与诉讼数据文件悉数销毁。
1903年，德雷富斯要求再次重审。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之后，申诉才被受理。1906年7月，上诉法院撤消了在赫内的判决，宣布对德雷富斯的一切指控无效。然而上诉法院无赦免的权力，它必须下令重审。在军事法庭审理之前的重审完全有可能不顾对德雷富斯有利的大量证据而导致一次新的定罪。因此，根据法律，绝不可能宣判德雷富斯无罪，而此案未真正解决。法国民众从未承认对于被指控者的昭雪，原先被激起的情绪也未完全平息，直到1908年，即总统赦免令发布后九年、德雷富斯罪名洗清后二年，在克列孟梭的坚持之下，埃米尔。佐拉的遗体迁葬至庞蒂昂（Pantheon）时，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在街上受到公开袭击。巴黎的一家法院为袭击他的人开脱，并且指出这件事起因于对为德雷富斯昭雪的决定“持有异议”。
更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使人忘却这一事件。1924年，“法兰西行动”（The Action Franqaise）组织下令重新出版《德雷富斯事件摘要》（Précis de L’Affaire Dreyfus）自此以后，它就成了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ds）的标准参考手册。1931年，在戏剧（德雷富斯事件》首次上演（此剧本作者是雷费希和威廉．赫索格＇Rehfisch and Wilhelm Herzog），笔名雷纳．凯斯纳＇René Kestner＇）时，仍然迷漫着九十年代的气氛，大厅里的争吵，剧场正厅前座有人扔恶臭炸弹，“法兰西行动”组织的突击队布满四周，恐吓演员、观众和旁观者。拉伐尔（Pierre Laval）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三十年前法国政府所做的；它乐于承认无法保证哪一场演出不受骚扰，因此为反德雷富斯派取得新胜利提供了方便。戏被迫停演。当德雷富斯于1935年去世时。一般新闻界甚至不敢触及这件事，只有左派报纸旧调重调阐说德雷富斯无罪，右翼报纸仍说他有罪。直至如今，德雷富斯事件在法国政治中仍是一块试金石，尽管程度不如从前。在谴责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时，著名的地方报纸《北方之声》（Voix du Nord）（在里叶＇Lille＇出版）将贝当案件与德雷富斯案件相提并论，坚持认为“国家在德雷富斯案件发生之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因为法庭判绝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不能“给法国所有的人带来思想和心灵和平”。
德雷富斯事件在较大的政治范围内属于二十世纪，而德雷富斯案件，即对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的历次审判，却十分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那时人们热心遵循法律程序，因为每一案例都须经得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法律的完整与不可分割性——的考验。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司法错误会引起政治激动，无休无止的审判和重审，更不用说决斗和互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条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世界的良知中，以致一次司法错误便会引起从莫斯科到纽约的公众愤怒。除了在法国。谁也不会“现代”到将事情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法国伤害了一个犹太军官，能够引起全世界一致的剧烈反应。而下一代人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反应则差得多了。甚至连沙皇俄国都指责法国太野蛮，而在德国，皇帝的亲近人士也公开表示愤慨，此情形只有三十年代的激进派报纸才可相媲美。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好象出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说一样；一方面，具有阶级意识的将军们拼命掩护自己集团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皮卡特以冶静透彻的眼光和略带讥讽的诚实态度来对抗他们。在他们之外，站着一群无法描述其面貌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悚惧于邻人可能知道他的内心，共和国总统这位巴黎妓院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和专事视察的行政首脑，只为了社交接触才活着。还有德雷富斯本人，实际上是一名暴发户，他不断地向同僚吹嘘家中有多少财富可供他在女人身上开销；他的兄弟们为了使他获得释放，起初伤感地表示愿意付出全部家产，后来却减少到十五万法郎，他们一直拿下定主意，究竟是牺牲全部财产，还是只收买总参谋部；律师德曼吉（Edgar Démange）确实相信德雷富斯是无辜的。但是他的辩护词只围绕着有疑点的问题，唯恐自己受到攻击，或伤及他的利益。最后还有那位冒险家埃斯特拉齐，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完全厌倦于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想从英雄行为或无赖行径中寻求解脱。这位前驻外国军团中的少尉在同僚中间以大胆和厚颜无耻而出名。他以充当向犹太军官挑衅的决斗者副手，和诈骗犹太人的钱财为生。当然，为了获得犹太主教士的一封介绍信，他宁愿替他效劳。即使在他最终垮台时，他仍然保持着巴尔扎克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传统。既不叛国，也不幻想有十万名普鲁士枪骑兵在闹宴上喝醉酒后狂野地冲进巴黎，而是侵吞了一位亲戚的一笔小小的现金。将自己送上毁灭之路。还有，我们亦不知如何评价佐拉，他充满道德热忱，略带空虚的哀怜，戏剧性的宣言，在他逃去伦敦的前夕。是他听到德雷富斯的声音在乞求他作出这种牺牲么？
这一切都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本身很难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民众对埃斯特拉齐怀有旧时代的热情。就像他们仇恨佐拉一样，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种激烈地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的情绪曾激发了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热情，并保障了德雷斯最后获释。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显示的那样。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阴谋策划一场政变时，不再忌惮民众的愤怒。法国自从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后，虽然不再用宗教来思考问题，却也失去了大部分反宗教情绪。正如天主教会也从自身失去了政治灵感一样。贝当尝试将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天主教国家，但是民众极度冷漠，而下层教士们也敌视其宗教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而使他的计划受阻。
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