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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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再者，反犹主义的历史落入非犹太的狂想者和犹太辩护者的手上，却被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其真相〃已作了必要修正”，也成为表现在后来的极权主义现象中的几近所有成分：它们很少受到智识者和舆论的注意，因为它们属于欧洲历史中的一股潜流，既未公开，亦未受到启蒙了的人们的关注，它们已经能够集合成一种完全使人预料不到的毒素。
　　　　由于只有最后集中爆发的灾难才使这些潜流浮现并受到大众关注，于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将极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一一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racism）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理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极权主义政治远非单纯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种意识和政治成分，直至实际现实（factual　reality）的基础完全消失为止一一而意识形态是从这些基础上产生力量和宣传价值，例如阶级斗争的现实，或者犹太人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利益冲突。低估纯粹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种严重错误，不过，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很大一块地区一百多年来一向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将会是更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犹大历史，知道自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以后，　　他们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何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争取生存，也就应该打破这样一种最近的迷思一一这是自从沙特以〃存在主义〃观点解说这些由别人来看待和下定义的犹太人之浚，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迷思。
　　　　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们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才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何极权主义要想统治全世界，却要用一个秘密会社（seeret　　society）的成员和方法来实行，这竟能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治目标。这种从政治（并非宣传）方面有更多关系的作用，其根源一般是在帝国主义中，特定而言则是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爆发形式，即所谓的〃泛…运动、（pan…movements）。
　　　　本书所述的时空与主题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欧与西欧犹太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只从宫廷犹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因为后者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并且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反犹主义运动十分牢固地根植于“犹太…异教”关系中特有的各种现实，即犹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犹太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最初的反犹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则标志着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经验的有限实际基础已被超越，一条道路打开了，它一直通向“最后解决方案”（thefinal　Sulution）才告终。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时代，紧接着是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时期，这就不再可能使犹太人间题或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孤立于事实上几乎完全与犹太现代历史现实无关的问题之外。而这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世界事务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反犹主义本身现在被用于其它的目的，虽然这最终使犹太人成为其主要牺牲品，但是这些目的却将关于犹太和和反犹太的一切具体问题都抛开了。
　　　　读者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见到二十世纪反犹主义分别在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的表现形式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二部序言

　　　　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很少能有精确日期的，而同时代的观察家也极少有机会目睹它的确切终结，但是对帝国主义时期而言却做到了这两点，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同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这种新形式的权力政治与边界战争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于罗马帝国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独立“陛下的帝国”灭亡成了既定事实之后，——这是丘吉尔曾经拒绝主导的——它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国自愿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拥有海外殖民权。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得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度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趋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如果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之后不紧随着出现苏联和美国的冷战；那么不管历史的希望有什么优点，人们在回顾时，会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看作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互相竞争，抢夺欧洲国家以前统治过的同一些地区。人们会以同样的观点看待苏联与美国之间十分勉强的新缓和，其实是出现了中国这个潜在的第三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结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非极权主义化健康而自然的结果。假如历史的发展能证实上述尝试性的假设，那就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我们将回到开始时的起点，即回到帝国主义时代，走上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道路。
　　　　经常有人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取得“大英帝国”的，这是自动潮流的结果，完全出于可能性和尝试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结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很可能在无意间铺成，就像俗话所说无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样。而在今天，客观事实可能会造成回到帝国主义政策的趋向确实十分强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真半假的宣言中，美国和苏联双方空洞保证的善意——美国对不可能发生腐败与无能状态的“承诺”，苏联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假革命言论——都经不起检验。落后地区民族建设的过程缺乏民族独立的一切先决条件，加上猖狂而毫无结果的沙文主义成正此，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致使超级大国对之争夺愈演愈烈，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暴力手段直接对峙作为最后“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似乎必定失效。在这些广袤的地区，不仅是未开发的小国中间的冲突——例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的民族冲突——即刻吸引了超级大国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干涉，而且它们的冲突，至少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很值得怀疑是受到操纵的，或由操纵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该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本来毫无关系。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最主重的特点，是地区性、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预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标转为无限地追求强权，漫遍全世界并使之变成荒原，在民族和领土方面无特定目标失却可预测的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这种倒退也很明显，根据著名的多米诺理论（domino…theory），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发动战争是为了其它国家的内在统一，即使这些国家并非邻国，这明显地只是旧的“伟大游戏”（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规则容许甚至导控将所有的国家当作踏脚石，或者当作棋盘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了富国之间争夺对第三个国家的统治权，这反过来又成了强权扩张和积聚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的踏脚石。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内在本质，它最恰当地表现为人类中的特务形象，对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说《基姆》（Kim）中说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死去，伟大游戏才结束，在这之前则不会。”然而他的预言不会实现，唯一的理由是有宪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今天我们唯一希望它在将来也不会实现，就是根据美国的共和宪法的约束，外加核武器时代的技术约束。
　　　　这并非否定帝国主义政策及方法会在条件和环境极大地变化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发动海外扩张的祸首从英国和西欧转到美洲，而发动地缘上紧密相连地区的扩张不再起始于中欧和西欧，而必定是苏联无疑。帝国主义政策比起其它单一因素来，更是引起欧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预言，两个巨人分别从东边和西边威胁欧洲，它们是昔日欧洲强权的继承人，终将会变成事实。谁也不会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和“扩大部落意识”（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来统一种族起源类似之人民这两种理由，再为扩张辩护；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对附属国的“责任”、强权的责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张”（expansion）这个词从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现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关键性的“过分延伸”（overexte）来涵盖非常相同的含义。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动作一一国外私人投资一一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军事外援和经济外援所取代。（仅在1966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对外信贷达四十六亿美元，外加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军事援助十三亿美元，而私人资本的外流在1965年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在1966年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意味着所谓金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战前的美国式帝国主义无疑已成过去。私人投资一一“成千家美国公司在上百个国家从事的活勤”和“集中在外国经济中最现代的，最有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最迅速的部分”——制造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使它们末受国家力量的保护。但是对外援助即使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原因，它的性质仍是政冶的，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追求利润。几十亿美元花费在政治和经济的荒原上，那里的腐败和无能使这些援助在未能开始做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消失，这些钱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国内有效投资和利用的”过剩“资本，而是富国的富有者有能力损失的，纯粹膨涨疯增的多余资金．换言之，利润动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性在过去经常被高估，而现在却完全消失了。只有非常富有和非常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帝国主义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自信地分析和确定这些晚近的趋势，也许为时过早。并且也超过了我的思考范围，甚至在目前是明显，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是乎无法控制的过程之力量正要摧毁在新国家内建立宪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坏旧国家内的共和体制。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但是直到最近才揭发出来的秘密机构成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响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部门，这种过于不祥的预兆令人无法默然置之。毋庸置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先生指出说，美国的情报机构自1947年以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个国家都更有效地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同样也没有理由去相信。自从他在1958年说了这番话之后。这种影响力会减弱了。常常有人指出”隐形政府”对“有形政府”机构构成了致命危险；也许人们不大知道帝国主义政治、＇隐形政府”统治。特务这二者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如果信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内创建一个特务系统是直接针对苏联特务网对美国民族生存的威胁，这就错了。战争将美国推到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正是这个世畀强国，而不是民族生存问题，才受到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的挑战。
　　　　无论美国上升为世界霸权的原因何在。外文政策的刻意追求或任何统治全球的主张。却不在原因之列。美国最近仍在走向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方向。它的政府形式与任何其它国家的的政府形式不大相符。这一点或许也是实情。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只而且主要不在于财富，而在于教育、技术、以及总体能力的差距。分裂了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开始以来的国际关系。这道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传播系统迅猛发展终使地球上距离缩短的压力下，并未趋向弭平，反而不断增扩，现在快到了真正令人惊觉的地步，“未开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已开发国家的两倍。”仅此因素足使它们有必要向有剩余食品、剩余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国家求援。也正是这一因素使一切援助失败。很明显，人口越多，每人得到的平均援助越少。而事实真相是，在二十年大规模援助计划之后。一切从开始起就末能自助的国家——例如日本——就更穷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处于经济、政政治上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势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些机会，使它们在恐惧中改变看法，认识到一条简单的道理：数目众多绝不可等闲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观情势将一切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