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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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观情势将一切外国援助转化为外国控制的工具，并将一切需要这种援助以挽回其日见减少的生存机会的国家推向一种选择：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对臣属种族的统治”，要么迅速沦入无政府的衰亡。
　　　　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多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
　　　　强调这个半被遗忘的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义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三部序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年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
　　　　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出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作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理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出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简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已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
　　　　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义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难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后，专政统治第一年里受害者的数目大致估计是一千五百万人，占1949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导致的人口损失少得多。当反对派组织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审判，只有大量的公开告白和“自我批评”，而没有公开的罪行。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百花齐放”的误译标题而异常出名，当然他并不呼吁自由，但是承认了阶级之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专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我们从来不知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谁能逃避它一一也就是说。谁执行重铸（remolding）——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洗脑”的结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人的个性变化、人们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宣言，那么它所造成的是很大范围的虚伪，成为“反革命的温床”。假如说这是一种恐怖（它本身其实就是恐怖），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毕竟不会使人口大量减少。它明确地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地发展，利用从前统治阶级的后代们的能力，并维持学术的和职业的标准。总之，毛泽东“思想”明显地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毛泽东不是一个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惧（见本书：444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随着中苏冲突的发展，这些迹象表现得更明显，尽管冲突本身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人坚持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谴责苏联的非极权主义化是试图偏向“修正主义”，这已有足够的预兆，更有甚者，伴随发生的是一种完全无情的，因而也更加难以成功的国际政策，它的目标是派代表渗透进一切革命运动，在北京的领导下复兴第三国际。对这一切发展迹象，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野心，引导我们虚构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绝了从原则上区分在现实中面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国发展成的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尽管后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别。当然，这并非说共产主义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不同，亦非说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酗酒和无能，这是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况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这种描述却不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情况，那种在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无法表述的残暴，看来大多并不见诸于苏联的集中营，后者的囚犯并非死于酷刑，而是死于被遗弃。苏联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显出腐败，这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但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未出现。这一类的区别很多：这些区别很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但是并不直接构成为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绝对君主统治（absolute　monarchy）无疑是另一种很不同的事物：这种统治仍以同样的形式在各处出现，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在过去十五年里，纯粹同关于极权主义政府新的事实知识来源之匮乏和不确定相比，我们发现研究各种新的专政形式——无论其极权与否——的论文大量增多了。当然尤其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方面确实如此。现在有许多著作就这一主题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应地增补了旧有的参考书目。（第2版平装本中未附书目。）只有一类文献，即前纳粹将军和公务人员们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大量回忆录，除了少数例外，其余的我都放弃了。（可以理解，这一类辩解式的回忆录并不忠实可靠，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类回忆录对于发生的事实，以及作者本人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这确实令人吃惊，除了他们的心理使人感兴趣之外，其它全无意义。）我还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阅读书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项目。最后，为了方便起见，参考文献目录像本书内容一样，分成了三个部分。

　　　　二

　　　　就引用史实而言，虽然本书构思和成书较早，却不见得会构成缺陷，关于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极权主义两方面的材料亦然。当代人过早地尝试写极权主义“历史”论着，这的确奇怪，根据学术原则，“历史”研究因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和鲍里斯。苏伐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