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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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和鲍里斯。苏伐莱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传都在三十年代写作和出版，却比艾伦。布劳克（Allan　Bullock）和艾萨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别着写的标准传记在某些方面更精确，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这里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条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两者的文献资料能够证实和补足出自众所周知著名的极权主义之叛逃者和目击者的叙述。
　　　　说得果断些，我们无需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说，这个据说“刚愎多疑”的人曾经决心信任希特勒，至以后面一条，没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的并非病态：他总有借口怀疑他想清除或准备消灭的一切人，也包括党和政府最高层内的每一个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为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多于揭露——他和他的听众们都完全地卷入过真实事件的全部过程——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也包括对官方资料来源有职业兴趣的学者们），他们缩小了斯大林政权的巨大罪行，其中没有包括对几百名甚至几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学家的诬陷和谋杀，这些人尚可在死后得到“昭雪”，但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几百万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连斯大林也无法怀疑这一点。赫鲁晓夫正是用掩盖某些罪行的方法来掩盖这个政权整体上的罪恶性，也正是出于反对目前苏联统治者——他们都在斯大林治下受过训练并得到提拔——的欺瞒与虚伪，年轻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现在起而进行几乎是公开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关于“大整肃以及对各民族人员的驱逐和灭绝”等等必须知道的真相。再说，赫鲁晓夫在解释罪行时勉强承认斯大林病态的多疑性格，却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典型方面，即，极权统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他不再需要害怕时才放手。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开始他的大规模整肃运动的时间不是1928年，当时他相信“我们内部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将他比作成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会使国家陷入饥馑、毁灭和警察统治”，而事实的确如此——整肃运动开始于1934年，当时原先的反对派全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党代会（据他自称是“胜利者的大会”）上宣布说：“在这次大会上……看来无需再证明什么，无需同谁作斗争。”对于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共二十大的轰动性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都是无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后斯大林时期来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并没有说明真相。
　　　　就我们所知的斯大林时代情况而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费恩索德所发表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尚无其它内容广泛的数据出版以前，可惜这第一批随意编选的资料之后，没有更多资料出版。根据费恩索德的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夺取权力活动学到的还很多：我们现在明白了共党的地位多么不稳定，不仅因为一种公开反对的情绪在全国弥漫，而且因为腐败与酗酒之风气：而公开的反犹主义又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和反富农（dekulakization）事实上破坏了国家经济计划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本来已开始出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妥协；整个农民阶级团结起来激烈地抵制国家政策，他们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并且拒绝被划分成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反对斗争富农——“有人比富农还坏，只计划着如何盘剥人”；而在城市里，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拒绝和党控制的工会合作，并且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伪善的斜眼者”等等。
　　　　费恩索德正确地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楚地显示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组织的反对派”来反对整个体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点，这据我看来同样有依据可证明的是，对于斯大林掌权并将一党专政转化为全面统治，当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奉行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在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在党内几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证明了从阶级转变为群众以及随之清除一切小团体，这些都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无可争议，斯摩棱斯克档案能够证实我们先前从较不十分可靠的资料中获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漏，例如在统计资料方面。这缺漏只证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贯的无情统治，全部事实都说明苏联官方材料的虚假：农作物的收成、犯罪率，与后来的阴谋作伪明显不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真相——都不能当作事实来看待。这一类的全部数据资料并非由莫斯科向全国各地广泛搜集，而是首先通过《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公布发表让地方知道，或者通过莫斯科的其它官方机构，使苏联境内每一个地区接到官方虚构的统计数字，就像摊派给它们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这的确完全符合极权主义蔑视事实和现实的本质。
　　　　我想简单列举几个更能吸引入的要点，对这些内容，以前只能作假设，现在可以文件为证。我们一向只是怀疑，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政府绝不是“独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层迭的、复制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识地构筑而成”，这种奇特的杂乱结构赖以凝聚的是我们从纳粹德国发现的同一“领袖原则”（Fǔhrer　principle），即所谓的“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这个政府的具体执行部门不是党，而是警察，它的“行动并不通过党的渠道来规定”；被政府成百万地消灭的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来说是“客观上的敌人”，完全知道他们是“无罪的罪人”；正是这种新的敌人——他们不同于较早的真正敌人，例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匪徒等等一一作出了和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下受害者行为类型完全相似的“绝对被动”的反应。毫无疑问，在大整肃期间这股“互相谴责的洪流”对极权统治者强化权力十分有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更是灾难，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连环谴责运动”，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有能力识别出党的敌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正如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发出“你们必须杀人”的命令，要纳粹的菁英们服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然可能怀疑目前理论中的大量真实性。这些理论认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必需的“代价甚高的苦难”，但所有的怀疑在初看真实事态和某一具体领域的事件进程时，这些都被搁置一边了。恐怖并未导出这一类结论。文献准确记录的反富农运动、农业集体化和大整肃的后果不是进步或迅速工业化，而是饥馑和食物生产的混乱条件，以及人口减少。这些后果构成一种长期危机，不利于发展农业，妨碍了人口增长，导致西伯利亚后方国土开发与殖民的失败。再者，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披露的，斯大林的统治方法摧毁了十月革命以后国家发展所需的任何一种能力和技术。这一切都确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代价”，不仅造成苦难。而且也给一部分往往并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进入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极权主义统治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德国和苏联都迄今尚未偿清。

　　　　三

　　　　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后的非极权主义化过程。在1958年，我还不能肯定“解冻”是只是暂时宽松的局面，是否一种由于接班人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主义控制那样松懈的情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过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1953年以后苏联令人迷惑的曲折的政策路线，庞大的警察帝国消失了，大多数集中营撤销了，不再有针对“客观的敌人”的整肃运动，新的“集体领导”成员之间的冲突现在消解于降级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实施公开审判、告白或谋杀，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无疑地，斯大林死后的岁月里新统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紧追随列宁死后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现了被认为“集体领导导”（斯大林于1925年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三头马车式执政。经过四年时间的密谋和角逐权力，再现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变。即赫鲁晓夫于1957年掌权。从手法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政变和他那已死的并受他谴责的主子十分相像。他在争夺党内继承权时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和军方力量，这一点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继位斗争中利用了他同秘密警察的关系一样。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样，政变以后。最高权力仍在党内，而不在警察部门，所以在赫鲁晓夫政变中，“到了1957年底，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地位”：正如斯大林从不犹豫整肃他属下的警察部门的干部，消灭他们的首脑一样，赫鲁晓夫也随即在党内采取行动，将朱可夫驱逐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而朱可夫是在政变之后以及凭他在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权而被选人这两个机构的。
　　　　可以肯定，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请求支持时，军队地位上升。超过了作家，在苏联已成为既定事实。这是打破警察帝国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警察部门曾统治苏联的大多数工业、矿业、地产业，改由管理者集团继承，后者突然发现他们解决最严重的经济竞争对手。军队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现在独霸暴力机器，用以解决党内冲突。赫鲁晓夫的精明在于他比他的同僚们早一步洞察并掌握这些结果。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在权力游戏中。重点从警察转移到军队的结果影响重大。确实，许多暴政的特点标志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压倒军队机构。这并非极权主义的独有现象：然而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情况下。警察的优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对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因此，纳粹使用了党卫军（SS）（它其实是一支警察力量）来统治甚至去征服外国领土，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军队与警察融合，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
　　　　另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这已表现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革命时。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本身是一种可怕的严重后果，镇压不是由武装警察、而是由正规军队来完成，其结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决方式。虽然军事行动之后是处死一批领导人，将几千人投入监狱，但是并未将人民全面驱逐出境：事实上也并无企图要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而且，既然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不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苏联可以向战败国输送足够的援助，以防普遍饥饿，并且防止随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完全崩溃。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样情况，他肯定也只是这样做。
　　　　当然，从术语的严格定义上说，不能再称苏联为极权主义国家，最明显的迹象是过去十年中各种艺术令人惊讶地得到迅速的和丰富的恢复。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复名誉，并且钳制学生、作家、艺术家中间一波又一波地产生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这两点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统治，就不会成功，或者说不可能成功。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看来似乎什么都没变，但在事实上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去世之时，没有作家和艺术家：如今有一种文学是以手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间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
　　　　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