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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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阶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卫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大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地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
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发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三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的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肃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
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他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
汉娜·鄂兰
1966年6月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许多人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暧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
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们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纳粹的“民族主义”和近来苏联的民族主义宣传一样，是多方面的，都是用来培植群众的偏见。纳粹一向真正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的“运动”像布尔什维克布运动一样，是国际范围的，这一运动对他们来说比对任何国家都重要，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光是纳粹。还有五十年的反犹主义历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早联合的组织，从一开始起，它们就召集了国际会议，关注国际的——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协调行动。
类似民族国家纷纷衰落和反犹主义的生长这样的总体趋势，单独用一条理由或一种原因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大多数这一类例子中，历史学家面对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他简直可以任意孤立——但这意味着迷失方向——出一种因素作为“时代精神”。但是有几条有益的一般规则。其中对于我们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论述的伟大发现，既然法国革命爆发时群众对贵族阶级的狂暴仇恨的动机——这种仇恨启发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说革命与其说关注国王的体制，不如说关注“绅士的状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民比以前更仇视即将失去权力的贵族，恰恰因为贵族迅速地丧失真正的权力并不伴随着大量丧失财富的事实。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
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希特勒执掌政权时，德国银行早已几乎全是犹太人（judenrein）了（在银行业，犹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有一百多年），德国的犹太人在经过社会地位和数量上的逐步增长之后迅速衰落；统计学家们预言，它将在几十年之内消失。当然。统计数字并不一定指向真正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统计学家而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似乎无情地加速一个过程的进行，一个无论如何会到来的过程。
在西欧各国，情况几乎也都一样。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发并非在第二帝国治下——当时法国犹太人正处于繁荣的顶峰，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事发生在第三帝国时期，当时犹太人尽管拥有一切，但是从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虽然并未从政治场景中消失）。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演成暴力，并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统治时期。而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当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台后；其它群体都很明显地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失去影响和声望。
迫害无权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氛，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唯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非剥削的财富甚至缺乏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系；高高在上而没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最小的关心。
西欧与中欧犹太人总体的衰落只构成了一种氛围，发生后来的各种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释这些事件，正如贵族权力的丧失不能解释法国大革命。意识到这类通则，有一点很重要，即可以驳斥那些常识的说法，它使我们误信暴力仇恨或突发的反抗必定产生于巨大的权力和巨大的虐待，而随后来产生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只是对他们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反动。
由于问题只诉诸境遇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个更严重的常识性谬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群体，它遇上了时代中普遍和难以解决的冲突。背负罪责，最后被当作一切罪恶背后的黑手。在许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对这种说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个反犹主义者声称，是犹太人引起了战争；有人回答说，是的，犹太人和骑自行车者引起战争。有人问：为什么是骑自行车者？另一个人反问：为什么是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它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代罪羔羊。这种看法坚持认为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说他无辜，暗指他不仅未曾作恶，而且根本未曾做过与面临的问题有关联的任何事悄。事实上，纯粹独断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说从未见诸文字。但是，每当坚持此说者苦心孤诣地试图解释为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适恰，他们总会指出，他们已抛弃此等说法，转向通常的历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所发现的只是历史由许多群体创造，而出于某种原因才单列出某一个群体。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它变成群体中的一个群体，而所有的群体都和这个世界的事务有关。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
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论的内在破绽足以证明它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的说法是应该被抛弃的。但是恐怖（terror）作为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趋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
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