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7-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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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报导他复林森电说：“弟血压尚高……医言如不静摄，将时有中风猝倒之患，用是惴惴，未能北行”。
〔７〕 精卫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汉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载《汪精卫因病暂难赴京，医谓尚须休养三月》的新闻：“伍朝枢语人，汪精卫之疾，除糖尿症外，肝部生一巨虫”。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１〕——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２〕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３〕。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
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４〕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６〕，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
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２〕 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g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３Ｓ邢始病Ｓ胱渴匣椋挠诓啤Ｆ浣嘶拢闯⒖嫌牍涔抑拢３撇∠芯樱荒焦倬簟！？
〔３〕 “心存魏阙” 语出《庄子g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恒冢糯派衔∪桓咚实穆ス郏罄从米鞒⒌拇啤？
〔４〕 “文以载道” 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g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５〕 柏勒思（Ｐｌｕｓ） 英语：“加”的意思。
〔６〕现代评论派指《现代评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
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标谤“绝不肆口粻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今春的两种感想〔１〕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２〕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３〕，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４〕，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５〕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６〕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
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不过也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
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前曾经鲁迅修订。
〔２〕 东北事变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３〕 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临近战区。
〔４〕 抗日十人团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自发成立的一种爱国群众组织。
〔５〕 学生军 又称学生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的学生组织。
〔６〕 民族主义的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一九三三年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１〕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２〕，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３〕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短篇小说选集》，是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g斯诺之约而编选的。
〔２〕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语见《诗经g大雅g皇矣》。
〔３〕 邯郸学步的故事，见《庄子g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耄课吹霉埽质涔市幸樱辟橘攵槎！？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１〕现在我被托付为该在这本小说前面，写一点小引的脚色。
这题目是不算烦难的，我只要分为四节，大略来说一说就够了。
１。关于作者的经历，我曾经记在《一天的工作》〔２〕的后记里，至今所知道的也没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聂维洛夫（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Ｎｅｖｅｒｏｖ）的真姓是斯珂培
莱夫（Ｓｋｏｂｅｌｅｖ），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Ｓａｍａｒａ）
州〔３〕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厂’；二三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