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丛维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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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 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 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 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 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 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 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 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 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 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 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 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 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 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 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 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 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 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 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 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 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 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 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 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 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 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 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 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 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蹲下— ”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 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 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 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 犯的身价— 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 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 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 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 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 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 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 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 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 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 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 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 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 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 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 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 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 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 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 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 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 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挝挝挝挝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 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 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 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 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 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 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 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 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 ”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 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 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 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 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 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 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 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 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 反革命标语了？是… ”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 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 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 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 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 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 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 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 来：“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 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 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 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 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 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 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 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 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 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 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