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丛维熙-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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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 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 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 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 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 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 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 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 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 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 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是牵动了真 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 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 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 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 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 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 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 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 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 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 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 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 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 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 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 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 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 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 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 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 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 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 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 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 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 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 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 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 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 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 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 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无边路途遥又远路上一车夫饥寒快死去告诉我老婆再不能相见结婚的戒指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 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 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 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 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 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问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 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 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抒解 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 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 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 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 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 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 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 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 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 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 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 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 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 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 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 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闲扯淡你有千变万化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 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 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 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 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 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 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 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 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 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 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 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 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 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 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哪哪哪哪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哪的名单很快就念完 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 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 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 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 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 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 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 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 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 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 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 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