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风雨独立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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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 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 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职位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 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维系英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3万名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应英国军人需要而产生的裁缝师、店主、酒吧餐馆的员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时期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满足需求。另外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 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字。他建议取KuanYew二宇。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