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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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６月１７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６月２８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５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１９２３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２５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４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３３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像在１９２１年一样，玛丽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１９２１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９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３５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４０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１９３４年５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