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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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遏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後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
○制科唐制，天子自诏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问，不为无得也。
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宫、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後，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
宋徐度《却扫编》曰：“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井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浩、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
○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们日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八谓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帧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曰：“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经义论策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旁等为之。《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後全试三题。”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後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後，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赵鼎言：“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亦谓：“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间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稗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甚厚。”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三场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後，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ウ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拟题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遇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後，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顾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们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上？《宋史》、“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
《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