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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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白糖煮荷包蛋端到了吴文昶的面前，那妇女对他说：“你的故事说出了我们农村妇女的心里话，我们最爱听。你讲了这么长时间，也该饿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这一下吴文昶被感动了，在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想不到自己讲一个故事，竟会受到如此厚待。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所讲的这则故事竟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附近的七个县，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乡村干部，也不论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到处都在传说着这个风趣的故事。
可是，过了不多久吴文昶却受到了冷遇。
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上级有关部门硬要叫吴文昶编一个故事去讲。在千人大会上，吴文昶刚一登台，大家以为他又要讲新编的生动故事了，顿时给予一阵掌声。
吴文昶在台上刚报了故事的题目，台下的听众顿时都稀里哗啦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跑了，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如此场面，与上次讲故事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吴文昶的心灵里感到一阵震惊。
同样是“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故事，同样是那些过去爱听他故事的听众，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反响。
197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回大地，暖气微微，人们的思想从“文化革命”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日趋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流派开始出现，思索——这个“文化革命”时期的奢侈品，开始回到了它的母体。
复刊不久的《故事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抉择。
编辑们在苦苦地思索着：《故事会》向何处去？
1979年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部分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它将决定《故事会》未来的命运。
会议是简朴的。大家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吃的是每人一份的客饭。会场不设主席台，大家将桌子围成一个圆形，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惟一的娱乐形式是听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讲故事，四川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王正平讲的《孔二小姐》，至今仍然被大家传讲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共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中，除了当时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故事作者黄宣林、张道余、夏友梅、肖士太等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浙江教育学院和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屈育德、姜彬、任嘉禾、王永生、蒋成瑀、乌丙安等专门从事组织和理论研究的专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煌，《故事会》的负责人刘斌、何承伟以及编辑部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顾乃晴、钱舜娟、鲍放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从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探讨在新形势下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如何进一步办好《故事会》等问题。
上面所写到的发生在浙江桐庐的两个故事，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在发言时所讲的亲身经历。
它给与会的专家、作者和编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故事向何处去？故事类的刊物向何处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尽，对于文学艺术特别是像故事这样极具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人们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那时，各种以写“伤痕”为主的文学期刊铺天盖地充斥于市，大有将小小的《故事会》淹没之势。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故事乃至《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有无发展前途，《故事会》有无继续办下去的必要，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理服人，共商《故事会》发展的大计。而善于讲故事的吴文昶却避开锋芒，以故事的形式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两次不同的遭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大学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乌丙安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彬教授，北京大学屈育德教授，《故事会》负责人何承伟等慷慨陈言，分别宣讲了有关当代故事的本体论、发展论、文体论等各项论题。
如：《故事发展的艺术规律和特征》，《新故事要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发展》，《继承传统发扬特色》，《对现阶段故事创作与流传中几个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专家们发表的这些高质量的发言，使与会者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也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事多年故事创作组织工作的任嘉禾的发言更是石破天惊：打回老家去！
回顾故事发展最兴旺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它像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上开放。这个时期，在《故事会》上先后发表了《两个稻穗头》《母女会》《说嘴媒人》《老队长迎亲》《李科长三难炊事班》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故事，朴实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动人的生活图景，以及新旧思想在交锋时所产生的动人情节。这些故事不但在当时脍炙人口，直至今天，还仍然在民间流传。
在“文化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以后又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复刊。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刊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姚文元甚至写过一篇题为《革命故事别开生面》的文章，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违反故事创作的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地套在故事作者的头上，要故事作者去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他们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妄图将故事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文艺的轨道。他们一方面对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好故事进行扼杀和摧残，一边又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下令刊登发表他们认为“好”的故事。
可是人民群众却对这样的故事嗤之以鼻，吴文昶在这次座谈会上所讲的亲身感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时的《故事会》处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
由于这一时期刊物上所登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当时，虽然每期发行达十五万册左右，也算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这些花公家钱订的《故事会》，总不能都堆在各级文化单位吧，于是便把她作为政治教育的宣讲材料发下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老百姓是否要读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生。但是，这时的出版界与其他战线一样，由于多种社会原因，人们都还被极“左”思想的阴影笼罩着。刊物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刊了，但具体涉及刊物的定位、内容、版式、发行等等，心中都还没有底。
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们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娱乐形式的不断丰富，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是否有发展前途？现实社会是否还需要它？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作为故事载体的这本刊物也就不一定要办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编辑部处在一种思想徘徊的时期，每个编辑都在积极地思考，认真地探索：《故事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编辑部将这样一个问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
任嘉禾在会上所作的《打回老家去》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可是，“老家”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2）
2。创刊在火热的夏季
1962年的冬天，在江苏省常熟市的街头上走着两个陌生的外地人。
两个陌生人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之后，就走进了一座临街的茶馆。
他们推开大门，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只见里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与外面形同两个世界。在无数的茶桌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位老者正在给饮茶的客人们讲故事。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对于这两个陌生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听这样的故事，觉得与在书斋里捧读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特别轻松，特别陶醉，特别有“味”，特别能引起心灵的共鸣。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名叫《小二黑结婚》，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两个陌生人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副主任顾伦和老编辑张诚濂。
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曾召开过一次上海各出版系统的联席会议，商量出版“工农兵通俗文库”的事情。研究的结果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担任戏曲故事的编辑任务，由室副主任顾伦具体负责实施。
在此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小舞台》，是一本文娱资料丛书，其中有说唱、相声、戏剧、独角戏等，故事也包括在其中。在其第四期上还刊登了“讲故事笔谈”五则。
这次会议之后，顾伦先让老编辑张诚濂接手，接着又将编辑李中法调来共同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大家感到一年编几本这种通俗性、历史性的戏曲故事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题材都有现成的舞台剧本，只是将这些适合舞台的东西压缩改编一下变成一种通俗的文字就行了。困难在于无法找到合适的作家，请一些稍有名气的作家帮助改写，人家嫌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每一本书才两三万字，太“小儿科”了，都不愿意“搭手”。后来左找右找才找到上海作家周嘉俊，他答应将电影《李双双》改写成通俗故事，后来又请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一名干部，将电影《三打白骨精》改写成通俗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样费力地请作家帮助改写故事，每出一本都感到很吃力。编了几本通俗的戏曲故事书之后，觉得这条路总是走不出来，编辑开始感到很苦恼。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顾伦、张诚濂这两个“陌生人”来到了常熟。
谁知两个人却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
江南茶馆里老百姓这种自娱自乐讲故事的形式，深深地将两位吸引了。接着他们在当地作了调查，发现常熟的故事活动相当活跃。无论是在田边地头，还是工厂车间，那些根据现代戏曲、电影、小说以及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所改编的故事，群众自己讲，自己听，深受欢迎。
顾伦当即高兴地对张诚濂说：“老百姓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这种办法不错，对于我们编的《戏曲故事》也许是一条出路！”
兴奋中的两个人冒着寒风从常熟赶回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又深入到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部分郊县进行调查。这才发现，故事活动在上海已是热火朝天。他们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眼前的天地顿时宽阔，就请那些讲故事的人，将他们所讲的故事记下来，然后带回去再加以适当的修改、整理，一本小册子很快就编辑出来了。
这本编好的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叫原来的《戏曲故事》显然名不副实，可是，丢掉了“故事”二字也不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间，为体现这本小册子的群众性，李中法、张诚濂经过考虑，决定将这本新编好的小册子叫《故事会》。
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以及编辑好的故事一起报送顾伦，顾伦看后认为不错，欣然同意送出版社副社长李信。
李信为人平和，办事向来喜欢讲群众性，一贯主张多出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作为分管的副社长，他的态度如何，对于《故事会》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任董事长、吉少甫主持的群益出版社，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家出版社经过合营、调整、充实而成，曾出版过《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图书，被视作是一座由雅文学装点其间的殿堂。可是，在今天却要出一本极不显眼的、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的小册子，各种不同的议论自然不在少数。
李信看完送审的稿件后，却力排非议，同意以《故事会》的名字出版丛书。
小样出后，李信又多次跑来亲自看排出的小样。
1963年7月，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本新故事期刊——《故事会》正式出版了！版权页上印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定价为0。26元。
《故事会》创刊号在开卷的“编者的话”中写道：
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