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事会-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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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亭要拆了，怕以后再找不着了，因此才托她带来还给主人，但不许在主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蒋健生老人并没有去接那套合订本，而是告诉那个姑娘：“小报刊亭马上就要搬走了，只要他看了有收获，就让他留着做个纪念吧。”
可是，那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拿走，她对老人说：“这合订本很珍贵，还是留给大家看吧。”
这时，一群《故事会》的热心读者都纷纷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书亭”的搬迁出主意。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会》书亭”能够早日在这个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为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努力。大家都说，到我们为“《故事会》书亭找到新的地方后，再在一起喝庆祝酒。”
这群热心的年轻人走了之后，作为“老板”的香玲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对蒋健生老人说，能不能给《故事会》编辑部写封信，说说我们这个小书报亭，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老板”香玲的眼睛说着说着却湿润了。
于是，蒋健生老人便拿起笔，写了上面的这封信。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3）
3。 千里寻“根”记
《故事会》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正在埋头阅稿的编辑急忙拿起话筒。
电话是从江西九江打来的，对方是一位在那里投资的台湾商人。他在电话里向编辑部询问一位名叫封光钊的故事作者的地址，并请编辑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台商为什么对一位故事作者如此地感兴趣呢？
原来封光钊是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的一位作者，他在1998年第十期《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大良和小良》的故事，说的是哥哥大良靠在外面打工支持弟弟小良读书的事情。故事写得很生动，读后令人感动的同时，还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在江西九江有一座由当地与台商合资建设的制药厂，这位台商名叫封光洲，也是一个《故事会》的忠实读者。他在读了这期的《故事会》后，觉得这位作者与自己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故事中所描写的河南伏牛山一带，正是自己先祖所居住的地方。这次自己到大陆来投资，除了做生意之外，也还有一点寻根的意思，一种思念家乡之情，使这位台商拨通了《故事会》的电话。
不久，封光钊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江西九江的信。
九江，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和朋友在那里呀？封光钊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读着读着，他的手不觉有些颤抖起来。
真的，难道这真是自己的亲人吗？
那位台商的信是这样写的：
光钊兄：
我从《故事会》中发现了你的名字，马上给这个编辑部去了电话，请他们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十五分钟以后，负责编发你文章的编辑先生鲍放便给我通了电话，介绍了你的基本资历，让我惊喜。
我父亲封祥云49年初到台湾，54年在台湾结婚，生我姐弟二人，1960年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当年我仅六岁，开始入学，父亲给我起名封光洲。他说我们封氏家族起名字一定要讲“派行”，他是“祥派”，我是“光派”，我的儿子是“炎派”。所以，我发现“光钊”，就认定我们是兄弟了。我姐记得父亲说过，老家在河南省内乡县封店村。可是几年来，我往内乡县去了几封信，均退回。1996年我来大陆，在九江市合资办了一个祥云制药厂。
盼望光钊兄速予回音……
信的末尾写的是：寄信人封光洲。
封光钊看完这封信后，真是高兴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小故事，竟然会因此而寻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本处处都洋溢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故事会》，使海峡两岸的亲人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那时，封氏家族正在撰修族谱。可是，写到封光钊父亲那一代人时，却出现了麻烦，使这本族谱无法继续写下去。
原因是其父亲的大哥至今去向不明。
封光洲的父亲兄弟三人，大哥封祥云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丁，一去就从此音信全无。因此在新修的族谱中在封祥云的名下后嗣无人，其归宿也是空白。解放后，由于行政区的重新划分，将原来的内乡县划分为内乡、西峡两个县了，而封店村划分后早已归了西峡县，台商封光洲去信到内乡县，自然是无法寻到的。
正当修谱者一筹莫展之时，一本小小的《故事会》以浓郁的民族文化将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吸引，搭桥牵线使亲人团圆，使远在海外的儿女终于寻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不久，台商封光洲收到了来自家乡亲人的回信。
捧着这封盼了很久的信，封光洲将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无法控制的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通过《故事会》这本刊物，找到自己亲人的又何止台商封光洲先生一个人呢！
崔陟曾经写过一篇故事，名叫《尘封的身世》，说的是海峡两岸骨肉亲情相离、相识、到相聚的事情。
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之后，曾引起海峡两岸一些读者的共鸣。
崔陟作为一名书法家，曾随团前往台湾访问。
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受到了当地书法界朋友的热情接待。
在相互的交流中，台湾有一位姓崔的女士，听说崔陟不但是一位书法家，同时还是一名故事作家，便主动前来与他“交流”。他们除了谈中国传统的书法之外，同时还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中国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些民间故事。那位崔女士还说，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过大陆的一本《故事会》，上面有崔陟写的那篇反映海峡两岸的故事，很生动。
后来，那位女士就问崔陟的老家是什么地方人。
当崔陟说自己老家是河北保定人时，那位与他同姓的女士又问他是保定哪一个县，哪一个村。
当崔陟将位于河北保定唐县的那个小村子的名字告诉那位女士时，那位女士的一双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她急忙站起来，好久才激动地说出一句话：“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呀！”
崔陟看着那位女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像崔陟在他的故事《尘封的身世》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切来得竟是那样的突然。
早在1945年，崔陟有一位堂兄去了台湾，解放以后为寻找亲人，他曾想方设法地给家里来过两次信。可是，在那个年月里，台湾来信自然是被看着有“通敌”嫌疑，信未曾到他们家中，却被派出所先取走了。经过派出所审查过后，认为信中没什么问题，就问他们家人还要不要。家人一看派出所如此地“重视”，哪还敢要那封信，忙说那一定是别人写错了，我们不要这封信。
就这样，崔陟的堂兄便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随着时光的流逝，远走他乡的堂兄也一天一天地老了，可是，这位堂兄思乡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他就让他的女儿，利用一切可能接触的大陆同胞，询问家乡亲人的消息。
崔陟认识的这位女士，就是他堂兄的女儿，名叫崔志刚。叔侄二人在海岛上如此相逢，都有说不出的激动……
回到大陆，崔陟根据这次台湾之行，又创作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名叫《共同的心愿》……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4）
4．《故事会》为“媒”
张东兴是山东省单县黄岗一所中学的教师，同时也是一名故事作者，不久前给副主编吴伦寄来了一封信，说的是他自己恋爱时的事情，他还为此起了一个题目，名叫《故事会，我的大媒》。
张东兴在信中说，他1989年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当教师，到1992年开始搞对象。
可是，他这个对象来得却不容易。
张东兴因为有文化，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也就心高，一个心眼地爱上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那年月，乡村里一家家都在奔小康，人们的眼睛都在向“钱”看，因此“物质基础”便成了人们在谈婚论嫁上的一个砝码。
张东兴作为一名教书匠，本来工资就少，再加之时常无法兑现，社会地位自然不如那些乡村里暴发起来的小老板。而他所选的这户人家，却又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家，姑娘的父亲是当地第一个万元户，第一个买上彩电，第一个骑上摩托车，第一个盖起了楼房。由于经济地位的影响，这户人家就特别讲究面子。
家人讲究面子，但姑娘却爱上了张东兴，因为他虽然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是有文化，有知识。
可是，在如何说服家人的问题上姑娘却犯了愁。
正在这时，张东兴在《故事会》上表了第一篇小故事，姑娘见到后认为这件事情在乡里可是第一次，正是一个可以向父亲炫耀的好机会。于是就将这期的《故事会》拿回家去给她的父亲看。
父亲听了这件事后连看也不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会写几个故事，集东头的马瘸子还会说书呢。”
父亲的话很明白，这个人与村东头的马瘸子一个样。
一个月后，稿费寄来了，一共七十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讲就是张东兴这个乡村教师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同时又相当于农民一下子卖掉三百斤麦子的收入，这当然比村东头的马瘸子说十场书的钱还要多得多。
姑娘一见，又是一阵高兴，拿了那张汇款单就朝家里跑去。
父亲见了，只是咧开嘴笑了一笑，晃着头说：“这露水再大，但是却解不了天旱。”
姑娘见父亲如此不以为然，再说也没有用，就只好又将那张曾经“引为自豪”的汇款单拿回来，塞回到张东兴的手里。
家里人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恋爱也就只好在“地下”进行。
就这样，事情一搁就是半年多。
这一天，姑娘父亲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从海南回来，由于在外面发了一点财，见一了一点世面，说话的口气也很大。在请他喝酒的时候，这位朋友就大谈特谈在海南的见闻。姑娘的父亲由于只是个守着家乡扑腾的“土财主”，当然对这位朋友的神吹是连连点头称赞。
二人一边喝酒，一边神聊。说着说着，那位朋友们就向姑娘的父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未等朋友讲完，一直洗耳恭听的姑娘的父亲突然一下来了精神，向自己的女儿一招手说：“芹妮，去把写这个故事的人叫来，让他也来陪你王叔喝几杯。”
这位写故事的人很快就被叫来了，姑娘的父亲在朋友的面前，这时感到一脸的光彩。
当然，这位写故事的人后来就成了这位父亲的女婿，他的媳妇就是那个去叫他的名叫芹妮的姑娘。
这位通过《故事会》而获得美满婚姻的张东兴，在叙述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这封信的末尾还由衷地祝愿这本刊物能够成为一棵永远不败的常青树！
一名打工者的故事。
将这个亲身体验的故事写到编辑部来的打工者名叫刘星明。
他和一个名叫小梅的姑娘，分别从湖北和江西来到长沙打工，二人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相遇，从此便坠入爱河，两个人辛辛苦苦地挣了一万多元钱，正当他们准备回家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小梅在一次上班时却突然晕倒在地。
在医院里，小梅怎么也醒不过来。医生告诉他说，小梅得的是一种名叫肾衰竭的病，这种病很难医治，每天在医院都得花上近千元，你能够负担得了吗？
他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
两个打工者，同是天涯沦落人，哪来那么多的钱治病？在花光了那一万多元的积蓄之后，换来的却是一张小梅的病危通知书。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自己身边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了，可是离治病的钱还相差很远。他想起了自己带来的那一捆书，里面有一套明代刻本的《菽园杂记》，那是他叔公送给他二十岁生日的礼物，这也许能值几个钱。于是他便将这本书连同其他的一些书一起，拿着来到了南街书市，花五角钱买了管理费，就席地而坐，将那本自认为值钱的《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与其他的一些书刊摆在地摊上开始叫卖。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了过来。
他一看老人如此年纪，心想一定是一个专爱搜集古旧书的，于是立刻就拿出《菽园杂记》和《曾文正公文集》来。
谁知这位老人连看也不看，顺手拿起了一本早被磨损了的《故事会》，笑着说：“嗨，总算没白跑！小伙子，这本1979年第三期《故事会》多少钱？”
他一看这位老人感兴趣的不是那两本可以值大价钱的古书，而是一本多年前出版的《故事会》，不觉有些失望，翻翻这本刊物当时的定价，也就只有一角八分钱，就说：“你看着给几个钱吧。”
老人说：“我给你五元钱吧。”
原来，这位老人想搜集一套完整的《故事会》，现在只差三本了，这本正好是他想要的。
生意成交之后，老人就蹲下来翻地摊上别的书，并问他为什么要将这些卖掉呢？他便如实地将情况告诉了老人。
老人听后忙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肾病方面的专家，刚从北京回来度假，可以请他帮助你看一看。
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