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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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胡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胡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了洋人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启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启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启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
　　　　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为难过的日子，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然而，当关于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经就要不了了之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恭亲王死了。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高级政治人物的死亡，会导致某种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冻”，甚至会导致另一种政治局面的骤然诞生。恭亲王是公认的保守派首领，他的死，对于康有为们来讲是一个动手的信号。
　　　　恭亲王死于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光绪皇帝来到这位权势熏天的满族贵族床前。恭亲王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光绪皇帝什么也没说。
　　　　两天之后，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帝党骨干御史杨深秀的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官太小，没有权力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当天，光绪把奏折送到颐和园，让慈禧过目。光绪等待着慈禧的表态。但是，从颐和园回来的人向光绪密报说，慈禧看了奏折之后将其“掷于一边”。这一回，光绪皇帝发火了——他知道现在他现在应该火一次，并且必须火一次了。现在到了恢复他帝权的关键时刻了。
　　　　光绪立即把自己变法的决心托性格软弱的庆亲王转告慈禧，其中有这样强硬的话：“倘若太后再不放权，许我变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让庆亲王告诉皇上，他不愿坐此皇位，我也早不愿他坐！
　　　　慈禧说的是真话。废除光绪帝位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庆亲王究竟是负责处理洋务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说退就能退的，因为“热衷”于中国变革的洋人绝不会答应。洋人一干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他力劝太后息怒。
　　　　慈禧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个模样再说。
　　　　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刚毅和荣禄三人，说皇上要变法，如果有过头的地方，你们要出面“阻拦”。三个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们不敢阻拦，并且说，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没和他们商量过。军机大臣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请太后劝说皇上不要变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说她到时候自有办法。
　　　　没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办法”是什么办法。慈禧的这句话后来屡屡被中国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说是慈禧早已经把迫害维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经安排好了砍变法派人头的刽子手。史料里却没有慈禧一开始反对变法的证据，相反，变法是在慈禧的允许甚至是支持下开始的。
　　　　只要变法能够让帝国摆脱目前国土沦丧的尴尬处境，慈禧应该是最盼望变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这个麻烦不断的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国家的强大和稳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时候，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帝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史书记载为：“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1页。）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绪的变法诏书发表，宣布帝国变法开始。
　　　　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把开始变法的消息告诉慈禧，并且给慈禧又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革经验的宏论。史书这样记载了当时在场人的表现：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读着讲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听，批评着，议论着。她感叹过去朝廷也行了许多维新自强的事，但究竟都不如这些书里说得透彻。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主张把这几本折子里的内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习变法。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
　　　　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历史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种谋划于密室的刀光剑影。帝国的宫廷和帝国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间是明亮的。
　　　　大清帝国的变革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表《明定国是诏》开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力图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变革运动竟然如此短命，变革的主力——那些帝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的下场竟然如此悲惨，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阳光中奔向颐和园的光绪皇帝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粗略的统计，“百日维新”期间，仅光绪皇帝亲自发出的变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达三个变革令。可以想到帝国的衙门该是怎样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则要彻夜审定，传送的官员就得昼夜奔跑于皇宫的红墙内外了。
　　　　中国的皇帝如一个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内把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帝国整个官僚衙门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乱之中，整个帝国也为之狂癫——没有人认为自己在变革之外，因为，帝国官制的任何变动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迁或者被罢免，而帝国军制上的变动关系到官兵养家糊口的饷银的发放，废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国的举子们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多年苦读所积累的“高考”经验突然没用了，而商业政策的变化令普通的市民连夜计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扰，康有为建议皇帝“乾纲独断”，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过各级衙门讨论，而是直接命令衙门执行。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帝国政体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规定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要求大办中西文化兼备的学校，特别是科技专科学校，要求王公贵族们“出国游学”。军事变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员精兵，开展现代训练。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点名立即撤销的衙门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同时鼓励“官民论政”，这一条最令中国人感到新鲜，因为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民间和下层官员议论国家政治的。这条变革令下达后，民间的奏折一下子如雪片飞来，几天之内，仅经都察院转上来的关于对国家政体变革的建议就达七百多件。帝国的官员对民间议政不习惯，有意无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见，或者干脆扣押不送，结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把李鸿章“逐退”。
　　　　光绪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决定帝国由什么人来管理，他想决定帝国该有什么样的声音。这是帝国最要害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慈禧绝对不允许。
　　　　变革仅仅开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后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罢免翁同龢的官职。
　　　　晚清时代，帝国最高权力掌握者光绪皇帝和没有任何明确权力职位的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国家政权关系形式。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变革开始后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光绪都要亲自到慈禧那里去禀报，每次都在慈禧的门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进见。慈禧的太监们故意刁难皇帝，每每拖延向内传达的时间。太监们觉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阶上跪着的神态很有趣。慈禧对光绪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和蔼的，但是皇帝永远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帝国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确地告诉皇帝，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属于她——其中对荣禄的任命后来竟然真的关乎了她的生死。至于第三道令，根据通常的解释，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众所周知的帝党的首领。慈禧的突然袭击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害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竞日不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332～333页。）——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个消息：一天没有吃饭的皇帝擦干眼泪之后，今天要召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决定是前一天发出的。当时，皇帝和慈禧都在颐和园处理国事，康有为提前一天来到颐和园外的户部馆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见。
　　　　康有为渴望被皇帝召见，他说这是变革的需要。一个六品官要当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帝国的皇帝何时“破格”召见过一个六品小官？康有为看见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商量，决定以礼部侍郎的名义写一个奏折，隆重推荐康有为，当然也顺便推荐一下梁启超、谭嗣同等精英们。拟订的奏折名称很长，说得很直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折》。奏折中特别突出推荐了康有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自己的手笔：“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徐致清《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6日，阳光灿烂。康有为兴奋得不能自持。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的时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对头荣禄。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国的规矩来向皇上谢恩的。两个人短短的对话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