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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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年的羊，却没有纺织羊毛的传统。中国人饲养着各种飞禽，但是对飞禽羽绒的惟一利用是鸡毛掸子。中国人喜欢拥挤和热闹而不喜欢独处和安静。中国的当铺起的是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有能力把礼节变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接着变为人际间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交灾难，奇特的是，礼节还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广延续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就像一件件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中国人的宴会冗长豪华，没有尽头的菜肴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过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惊骇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绝望，而恰恰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创作了这样一句极富悲剧性的警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驮炮的骡子是从山东人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军队签有协定，“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而在阻击外国联军的帝国军队所抓获的俘虏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国人，这些协助联军进攻自己国家都城的中国人是联军花钱从中国南方雇来的。气愤的帝国士兵把这些俘虏头上表示身为帝国臣民的重要标志的那根辫子剪掉了。在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惩罚。”史密斯还记述了1851年发生在中国京城一家客栈里的奇怪的事：几个洋人在与几个中国人就皇帝的问题聊天。当时中国的皇帝刚刚“驾崩”，洋人们问中国人对谁来继承皇位有什么看法，一个中国人慢慢地站起来说：“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的是这份俸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同上）中国百姓对自己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恐怕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极其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古怪现象了。
数千年以来，东方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位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计算，皇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皇权的人，但是，关于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大臣们的关注之外，充满东方幽默精神的中国百姓们大都对此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轻松散淡的心情，顶多在茶余饭后胡乱议论几句来调剂贫困而单调的日子，且议论的内容大都与皇帝后院里居住的据说有着惊人美貌的“六宫粉黛”有关。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须的组成部份。
根源似乎是贫穷。
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像一个残年的老人，它的身体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在自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老着。连年的灾害使荒凉的田野土路上充满绝望的逃荒者，他们走过残阳斜照着的古代遗留下来象征辉煌成就的高大庙宇石碑的时候，目光茫然而呆滞。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忧患已经萎缩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贫困使这个帝国的人民的生命状态脆弱到了极致——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丰，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会被洪水淹没。高墙里皇帝的消化系统是否健康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
4、帝国主义行径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紧闭国门，拒绝一切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而孤独、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了。1840年英国军舰对中华帝国南方一个港口的炮击，标志着这个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帝国的平静生活终于结束了，它开始接触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大体制的现实，以这个星球上众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尽管这一切都是中华帝国在武力攻击下被迫接受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与中华帝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对此依旧愤愤不平，把这些条约一律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分析当时所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每一条条款，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权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强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而强行要求中华帝国“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制定相关的关税制度”等等条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统统是一种侵略行径。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登门入室的强盗、窥视和抢劫财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横行霸道的无赖的同义词。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华帝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党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幻觉。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仍是最频繁最刻骨最顽强地使用着“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而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特点：文明发祥绝早，民族发展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记录，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是在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下生活的；统治者的基数很小，从平民到集权专制的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社会阶层。
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民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常”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把毒品当做商品向中华帝国大量倾销的国家，包括俄国和美国，而其中倾销数量最大的是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从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万箱，每箱100～120斤的鸦片价格在400～800银元之间。于是到了1838年，在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中，中国逆差达250万英镑，在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价值563万英镑的商品中，卖鸦片所得居然占了总额的60％。当中国人不能没有鸦片的时候，任何来自帝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包括虎门的销烟池和帝国的海岸大炮——已经发了财的英国人有钱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武力来维护他们在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和特权。1840年英国人对华战争的理由是：“为商务监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和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商。”英国的先进武器使中华帝国屈服了，英国人的要求被一一满足了，由此导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紧随英国蜂拥而至。这就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的行径”。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