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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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格的经济头脑，只相信按照市场的行情一两银子能生出几分的利，他们不会相信除了市场规律以外的任何“法术”。义和团农民们越“作法”，他们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火，只要一烧起来，外国人的洋药房是没了，他们的店铺也将不复存在。
帝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是给义和团农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要放火尽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
于是，帝国京城里的大火着起来了。
大栅栏，正阳门外数条商业街中最著名的一条，位于帝国皇城的正阳门外。正阳门，帝国皇宫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阳门是帝国皇城的正南大门，因此俗称“前门”。大栅栏原来的名称是“廊房四条”，1774年，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骚乱一直不断，为加强帝都的治安，帝国政府下令“京师内外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在这个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设立的各种栅栏达1746处之多。设立栅栏采取的是“官助民办”的办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筹措资金，自己设计样式，自己请工匠打制，于是，前门外这条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栅栏被打制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为京城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成为帝国北方商业兴旺繁茂的标志。于是，人们就叫这里为“大栅栏”，而原来的胡同名字渐渐被遗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图》印出来的时候，“大栅栏”这个名字已经被帝国政府认可了。
这是一条长不过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却排列着当时帝国最著名的店铺百十家。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店、药店、绒线店、烟店、饭店、戏园子等等，“为京师最繁华处”。当时有诗云：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引自《都门杂咏》。）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城之后，繁华的大栅栏成为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吃有玩有长年上演的戏剧。在这里的店铺里学徒的青年特别的多，大都是从乡村来的农民，这些在学徒的时候受到欺侮和盘剥的青年，见到义和团的农民们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史料记载，那一年，大栅栏、打磨厂、鲜鱼口等店铺的学徒伙计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口外的几家剪刀铺里打造兵器的炉火彻夜通红，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半个京城。正打铁的时候，有伙计报告：老德记洋药房不但没有把洋药销毁，而且还在转移货物。
义和团们生气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阙，三日不灭。”（宋玉卿编《戊壬录》之《义和团之乱》。）老德记洋药房里的火光一闪，神差鬼使般的，帝国都城的天空突然刮起大风，大火瞬间便烈焰飞舞。接着，大栅栏整条街道全都燃烧起来。火势沿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二条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以及东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后竟然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点火的义和团们开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烧着了著名的内联陞、同仁堂等店铺。也许是因为波及到了城门，帝国政府这才允许救火，但是声称可以一声咒语就能“闭火”的大师兄不见了踪影，结果熊熊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一天一夜才被扑灭。虽然老德记的洋药房没有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京城内四千多家商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街中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或被大火烧毁或被趁火打劫。京城再有诗云：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问渠闭火多神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页。）也许利益损失过于巨大了，几乎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数天之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发内帑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以借给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国著名银号：“恒和”、“恒利”、“恒源”和“恒裕”，让其“恢复旧业以维市面”。（同上）以稳定金融市场，为店铺的老板们筹措重新开张的资金。
但是，帝国政府没有追究义和团放火的责任，有关官员更没有一个“引咎辞职”——因为这一切是“正义的行为所致”。
能够代表帝国政府立场的是，就在火烧大栅栏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栅栏的大火还在燃烧的时候，火被放到了内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被义和团认定是和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放了一把火，结果，大火波及相邻的商铺千余家。紧接着，东城的一家洋货铺被点燃，其结果和大栅栏一样，一下子又烧毁了整条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铺。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在烈焰腾起的浓烟滚滚之中，京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参加义和团为荣耀——“车夫小工，弃家从之”。就连帝国的官员出门也要步行了，因为轿夫们“举事”了，拉车的骡子也好几天没人喂了。许多贵族之家的福晋们必须自己下厨房，因为厨子和杂役们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啸周衢。”（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页。）帝国的皇族们和官员们没有因此而惩罚这些“奴才”，因为他们许多人已公开宣称自己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如今的奴才们不听使唤”的话题当做一件乐事来谈论了——中国人从来会安慰自己，只要凭空臆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这是帝国的臣民千百年来不闻世间沧桑巨变而依旧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个北京城已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了。（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帝国的一位官员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不久，清军也会全部成为义和团！”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在京城内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满大街都是挎刀的义和团团员。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私家冶铁，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继续。”
在王公府邸里吃饱喝足了的大师兄，一出门，他们充满酒肉味的嘴里吐出的话就成了帝国的“法律”。这些“法律”一会儿一变，京城的居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杀身大祸——“无日不出新花样，或令人悬红灯，或令人当门书‘义和团之神位’，旋又改为‘义和团众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谨，否则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灭门之祸。”（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说要白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拿出白面。又说不要白面了，要大饼夹酱肉，于是家家烙大饼、采购酱肉。每天晚上，义和团团员们都在街上喊：“家家烧香！”于是家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但是都得烧起香来，帝国的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庙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于是家家照办，后来一问，义和团们的解释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挥敌，首自落。“（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页。）义和团进攻使馆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烧香的时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说这样可以灭洋人。早上起来，突然说义和团在大街上杀了个女乞丐，原因是这个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托，半夜里把“秽血涂在居民的门上”，目的是“要招鬼来害居民全家”。于是，家家都出来看自己的大门，全城人心里怦怦乱跳。
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举起来，说是红灯照迎仙姑。居民们刚刚把红灯高举起来，又来了一个命令，说高举红灯“有碍仙姑的‘云路’”。于是，刚才还满城红灯，“万炬高张”，转眼间满城的红灯又一起消失了，“如万星齐落”。可是，命令突然又来了，说“红灯低者，乃奸细也”，要高高举起来“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京城内传闻纷杂，居民们手忙脚乱，渐渐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传言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见，居民互相惊异。”“又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乱七八糟的传说夹杂着各种恐怖的传闻蔓延开来，闹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说，有鬼魂半夜里专门剪鸡鸭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辫子；今天又说，“某粮店黑豆一囤，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乱得还来不及判断之时，再听见有人大声喊：“泼水！”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泼水，结果“街市尽湿”。满街是水之后，人们互相问为什么泼水，谁也说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乱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动、敏感，而且隐约地害怕。
人们甚至为城内大火造成的损失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栅栏大火烧毁民房，人们说义和团本来除了老德记洋药房之外，绝不会波及别的房屋，但是由于“二毛子救火”，神仙恼怒了，所以烧了一大片。这个谴责救火、偏袒纵火的说法，居然让帝国的平民们深信不疑。西单的大火明明烧毁了上千家店铺，但是关于义和团“法术”之灵验的说法依旧在京城内传诵着：“西单牌楼二道街洋房烧，粮店跪求。团民手执小红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词，用旗一挥，火即飞过粮店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载《义和团》。）后来帝国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义和团称之为“匪”。但是，当时的帝国，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至少没有人敢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现象。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上下一心”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过政府官员和“举事”的农民同心协力的时刻。就面对外国势力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绪来讲，他们惊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在当时的史料中，关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机，几乎不可见，所能见到的多是洋人们古怪的“兽行”——也许因为只有这些“兽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那时的京城内几乎每天都在流传着类似的消息：义和团从某个教堂里搜查出无数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个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剥下的人皮、从孕妇肚子里剖出来的婴儿，还有数十个“阳物”。当义和团冲进西医医院时，他们被人体骨骼标本吓了一跳，抬出来，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证。义和团在烧一家照相馆之前，骇人听闻地从这家照相馆里抬出来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乱滚，京城人个个毛发倒竖，惊叫不已。后来被一个南方人看见，说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尝尝，甜得很。结果这个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顿暴打——人们不愿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帝国臣民的心理如同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国一样脆弱。面对外国势力的蛮横侵入，帝国全民的心理失衡终于导致了民族整体行为的失衡。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任何对抗外来势力的可能，哪怕中国人认为有一丝可能性的事物，他们都愿意接受，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闭火”法术并不灵验。中国人在对外国势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