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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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帝国主义们曾经大肆向中华帝国政府推销他们的军舰大炮，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中国真正需要使用这些洋武器了，但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中立原则，他们即刻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弹药和武器零部件的供应。
至于日本人在丰岛海面袭击英国轮船之事，经过英日双方友好的协商，日本方面不但答应赔偿英国人的全部损失，而且向英国人表示“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于是，英国人很快就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不久以前刚刚知道“天下”是什么样的大清朝廷当然无法料到“帝国主义”们的狡猾。
为了激发中华帝国的战斗热情，英、法、俄、德、意、美各国到处散布对日本不满的言论，从而给帝国政府造成一种“只要战争真正开始，日本人就会陷入极其孤立境地”的态势。帝国的激情果然被调动了起来。激情的迸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捷报”在中日宣战的第二天传到了光绪皇帝面前：“我军大捷于牙山，斩首二千余名，乘胜进击，仅距汉城七十余里。已催北路各军克日前进，并令海军军舰齐往迎击，南北合势，及早驱除。”（《李文忠公尺牍》第780～781页。）而其实，帝国位于朝鲜前线的叶志超、聂士成所属部队在日军向朝鲜增兵以来的一个月间，从来没有“乘胜进击”过一次，而是已经向北撤退到了平壤附近。这一点，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一清二楚。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帝国的官员在皇帝收到“捷报”的那一刻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结果，真的就致使全中国莫名其妙地弥漫出一种“战胜日本胜券在握”的乐观情绪。
在那段沉重的历史中，中国人令人惊骇地生生把一出悲剧写成了一场闹剧。
欢欣鼓舞的帝国政府开始调四路大军向朝鲜增兵：盛军卫汝贵部马步兵，盛军丰升阿部盛字营马队和吉林马队，毅军马玉昆部，奉军左宝贵部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总计约一万五千多人马。但是，当帝国的军队到达前线之后，却发现当面日本军队的兵力更多，且尾随在一路撤退的中国军队之后，已经直逼平壤城下，并已摆开决战的架势。
中日军队的首次战斗是平壤城的攻防之战。
9月12日凌晨，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日军官兵就感到中国军队不像他们军官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中国官兵的防守顽强得出奇。在平壤的玄武门下，日军看见中国的防守阵地上有一个服饰华丽的军官毫无惧色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下指挥战斗，他身边的士兵高声呐喊，精神抖擞，起伏的身影随着这个军官华丽服装上飘动的彩带在烟火中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如同一幅描绘中国远古战争的图画，让同样具备东方文化心理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之感。
左宝贵，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悍将，迎敌时不穿盔甲，而是穿上了全套的锦绣朝服，那是皇帝恩赐的用中国江南上等丝绸制作的黄马褂。部下说这样太显眼，劝他脱下来，免得引来敌人的炮火。左宝贵答：“吾穿此服，是让士卒知我率先战斗，能出死力，敌人注目，吾何惧乎？”话未落，他身边的炮手中弹死亡，他亲自操炮，连续发射36枚榴弹，最后当胸中弹倒下。
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官兵达两千多人。
就在前线的帝国军队疯狂逃亡的时候，对前线惨败的消息一无所知的帝国政府还在向朝鲜增兵。9月15日夜，由丁汝昌亲自率领的18艘舰只，护送刘盛休的铭军8个营4000人，分乘招商局5艘轮船从大连港起锚，前去支援平壤战斗。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
那是中午时分，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面对迎面而来的日本舰队，12时50分，帝国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以32。5厘米主炮首先开炮，炮弹呼啸着从日本舰队吉野舰的上方飞过。几分钟之后，北洋舰队“镇远”号的32厘米主炮的炮弹击中了日本的“先锋”舰。日本舰队用四艘快速舰死死缠住北洋舰队中火力最弱的“超勇”号和“扬威”号穷追猛打，“超勇”号和“扬威”号终于中弹起火。这时，旗舰“定远”号也中了弹，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被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这位帝国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干脆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这时的战场局势对日本舰队极其不利，因为北洋舰队已经把日本舰队的队形拦腰截断，日军的“比睿”号被击成重伤，正带着大火逃离战场，“赤城”号在北洋舰队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轰击下包括舰长阪元在内的舰上所有军官几乎全部死亡。14时，北洋舰队开始追击逃跑的“比睿”号，追击中“来远”号被“比睿”号上发射的炮弹击中，燃起大火，追击的其他军舰为此减速。这时，混战中的北洋舰队指挥官发现，日本舰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到了中国舰队的背后，北洋舰队两面受敌了。
但是，和帝国陆军不同的是，北洋舰队的水兵没有怯战。“超勇”号直到沉没的最后时刻，火炮一直没有停止发射。日本舰队的“西京丸”号被击中。这时，北洋舰队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爱犬跟随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装备精良，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号的命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场面：“致远”舰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鼓轮猛冲，那些还活着的衣衫褴褛的中国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他们等待着和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没有到来。没等与“吉野”号相撞，“致远”号就中了水雷，全舰除了七名水兵获救外，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他的爱犬跳海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
在“致远”号被水雷击中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正在指挥射击的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舰上除了16名水兵获救外，其余的全部随舰沉入海底。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决定帝国海军生死的最关键的时刻，“济远”、“广甲”两舰军心动摇，开始掉头逃跑。
海战进行到15时30分的时候，中国坚持战斗的军舰为四艘，而日舰有九艘，吨位对比为19870∶33834，日舰实力已远远超出北洋舰队。日舰以四艘军舰开始围攻“来远”号和“靖远”号，以五艘军舰包围着“定远”号和“镇远”号。帝国海军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舰队决心把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定目标。但是，从“定远”舰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舱，黄海海面上响起了令中日水兵都感到震惊和恐怖的大爆炸，“松岛”号上的日本水兵当时就有113人被炸上天空，所有的炮手全部死亡。日本舰队旗舰所遭遇的重创严重挫伤了日本人的士气，指挥官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中日黄海海战最后的战果统计是：中国“致远”、“经远”和“超勇”号三舰被击沉，“扬威”号退出战场时搁浅自行焚毁，逃跑的“广甲”号慌乱中触礁，“来远”、“靖远”、“镇远”、“定远”号四舰受伤，其中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受伤“达数百上千处”。海军军官邓世昌、林履中、林远升殉国，水兵伤亡千余人。日本方面，军舰无一沉没，“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舰受伤，官兵伤亡六百余人。
至今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说帝国北洋海军黄海之战是一嘲惨败”。如果指战术指标而言不无道理，但是从战略上看，北洋舰队完成了为陆军护航的任务，且海战掩护了陆军的顺利登陆和安全集结，海战还给予日本舰队以一定的打击，并迫使日本海军企图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目标落空。
就在帝国海军血战的时候，帝国陆军的溃败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叶志超带领残部逃到了距离平壤90公里的安州，并且与那里的聂士成的部队会合，但是叶志超下达的命令依旧是逃跑，帝国的陆军一口气逃过了中朝边界。面对日军的紧追，李鸿章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一溃再溃，大局不保，负咎更重。”（《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七，第21页。）同时，帝国政府开始紧急向中朝边境增兵——朝鲜国王的事情可以不管了，至少要把自己的国土保祝不久，集中在中朝边境上的帝国陆军达到了70个营，4万多人，由人称有勇有谋的“白发将军”宋庆统一指挥。
但是，日本人对帝国在战争状况下重兵把守的边境线的突破，轻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军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从中国安平河口对面的朝鲜水口镇开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枪，当面帝国依克阿唐部队的官兵就仓皇逃逸了，日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在鸭绿江上架起三座浮桥，接着，大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渡过鸭绿江，开进了中国领土。刘盛休部的铭军没做任何抵抗放弃阵地狂逃，接着，盛军也从阵地上撤退了，中国边境重镇安东和九连城瞬间即被日军占领。帝国的边境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突破，总指挥宋庆的理由是：聚集在这里的帝国陆军系统不同，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一遇到贼至，政令不一”。
日军在向沈阳方向攻击的部队受到聂士成部和摩天岭险要地形的阻击后，立即变换方向向大连方向实施攻击。11月5日，日军开始攻击金州。金州是大连的后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国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谁知距离敌人还有百里之遥的赵怀业正在码头亲自指挥士兵往船上装载自己的私家财产和饷银，拒绝向金州方向派兵，准备立即弃阵而逃。第二天，当徐邦道部在阻击之后放弃阵地的时候，赵怀业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已经逃得没了踪影，大连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空城。恼怒的李鸿章立即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方向，而刘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上都丢失了，现在无法上阵。李鸿章急电营口转运局“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船亦可，勿迟误。”而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撤至普兰店。李鸿章大怒：“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如屡退缩，国法难逃！”（《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八，第42页。）11月24日，日军对帝国北方重要港口旅顺开始总攻。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帝国军队的阵地相继陷落。让日军喜出望外的是，防守东海岸旅顺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的中国统领黄仕林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丢弃了炮台。当天晚上，旅顺陷落。
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