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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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纪委干部是什么？是共产党的一把剑，一把专门斩除党和政府躯体上的毒瘤的钢刀利剑。大家记住：宁叫人打死，也不叫人吓死。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纪委干部，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当熊包！”在办案工作人员全体会议上，梁雨润鼓励大家，同时他通知有关部门对所有办案人员及家庭成员的保安工作做了具体布置，使办案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精神投入战斗。
经过２０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的拉锯战，终于彻底查清了夏县历史上少见的一起公安、司法和法院三个执法机关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伙欺诈农民的大案。５个主要涉案人得到了应有的惩治，原公安局刑警李将和原法院执行庭负责人杨东海等分别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交司法机关惩处。
在史英俊向梁雨润下跪哭诉两个月后的１９９９年１月８日，夏县再一次召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公处大会”。不可一世的原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的５名“史英俊苹果案”的主要犯罪人李将、杨东海等被公处。史英俊所在的王村数十名干部群众，冒着严寒赶到会场。当他们听到李将、杨东海等人受到严惩的决定时，激动得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人民群众出自内心的这样欢呼口号，似乎让我们在感到亲切的同时又有些遥远……真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是一种庆幸，一种希望。
夏县人民受这帮“比土匪还恶”的司法部门里的蛀虫的危害实在是太深重了。过去他们只能不敢怒也不敢言，因为言者就会吃苦头，怒者要杀头。这并非骇人听闻。想一想，这些手中有着可逮你、可抓你权力的人，他们一旦认为需要找你麻烦时，只要稍变着法，弄点“理由”出来便可整治你，而且通常是一切手续和程序都会在合法之中。即使不合程序，没有手续他们也不怕，可以“补”呗！啥也没有的小小老百姓又能拿他怎么样呢？称王称霸者清楚，只要他们还穿着那身制服，手中还掌着权，啥事都可以颠倒过来说。史英俊苹果案之所以拖了几年，症结就在于此。可怕的是那些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人，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还有一个看起来似乎荒唐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谬论：他们把为一些亲朋好友办事，把为一些既得利益者办事，甚至把为贪官恶霸办事看成了是在“为人民服务”。在这些人心目中，“人民”的概念完全是另一种对象。他们在为这样另一种概念上的“人民”服务时，所表现出的某一份“积极”与“努力”，更使他们对待真正的人民群众时丧心病狂，无恶不作。我看过李将的原始卷宗。此人在“史英俊苹果”案的案发前十几天，曾因参与一起２４人的集体赌博而被运城公安处查处的通报。当时公安局领导也找过他谈话，并给了他处分。李将在事实面前也痛哭流涕过，他在自己的“检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深感自己做为一个公安执法人员不该知法犯法。今后我一定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性，以免让坏人钻空子，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后果，请纪检部门监督。”初看这样一份“检查”似乎让人觉得他是个初入迷途的人。其实就在给予他处分的决定刚刚宣读后没几天，有人以利益来引诱他时，他马上暴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再看他在史英俊苹果案中，手持枪杆，横行霸道的土匪恶霸行径，能说他对以往所做过的错事能有半点真实的悔意吗？没有。一丝也没有。令人气愤的是，像这样不拿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当回事的人，竟然也会厚着脸皮大谈“为人民服务”和自己的“形象”问题。我们不妨拿出李将在“双规”后期写的那份“检查”读读：“……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也是十分有害的。它有损于一个国家干部的形象，有损于一个公安干警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破坏了警民关系，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极坏影响。此次出现错误，自己从内心讲，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和人民群众，更对不起养我生我的父母。今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修养，加强政治组织纪律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公安人员。”我拿到这样一份“检查”，对照李将前后两次不足十几天时间内所犯的罪行及其严重程度，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两次“检查”都是抄别人的，要么此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因为我不敢再往深里想：如果他真的知道像史英俊这样依靠政策致富的老百姓，正是我们共产党和一切共产党执政机关、办事人员需要特别保护和服务的人民群众的话，那么李将等就是明知故犯，就是比一切反动派更反动的人了！
百姓不恨透这样的人才怪了！中国共产党几代人浴血奋斗夺取的红色政权和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社会主义繁荣的宏伟大厦不倒也才怪了！
败类！称这样的一群人为败类毫不过分。
我因此更深地理解了在那天公处大会上夏县百姓为什么会激动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人民期待已久的一种心愿，一种局面，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本来的面目。
２００２年春节前我到夏县采访，关于“史英俊苹果事件”这起“五顶大檐帽欺压一顶破草帽”的司法腐败重案，已经了结３年多了。但在翻阅当时的卷宗时有些问题还是引起了我的深思。现在老百姓最不满的是党内腐败问题，而在党内腐败问题中最让百姓不可宽恕的是司法腐败。他们对这样的坏人坏事的评价常常是：连“土匪”、“国民党”还不如。平日里我们只要深入基层走一走，就会发现这样的抱怨不仅仅出自一两个群众之口。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我们的党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起我们的第一支队伍是工农红军，那时红军每到一处，人民群众会从心底里喊一声自己的队伍是“比亲人还亲的子弟兵”。那时我们的红军靠人民的乳汁哺育成长，又在成长中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正是这样的鱼水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南湖的小船出发，实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转折。１９４９年，当蒋家王朝溃败大陆，不得不移迁台湾的途中，几乎与共产党人同时起家的蒋介石先生在东去的军舰上，面对滔滔海浪，不无沮丧地向蒋经国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我们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根本的一条是什么？是共产党他们把老百姓抓在了自己手里，而我们国民党几十年来走的是精英救国，对中国老百姓尽做些让人憎恨的事。千古教训啊！”
任何一个时期的执政者，如果不是将他们放在历史长河里检验，恐怕很难断定谁一定就对谁一定就错，你的好也许就是我明天的好，你的错也许就是我明天的错。要不江泽民总书记为何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５０年后特别提出了为确保牢固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在不断进步的现实时期，始终做到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而有一天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被人民的多数所抛弃。这样深刻的教训时时提醒着我们。
夏县区区几十平方公里面积，几十万人口，但在梁雨润上任纪委书记之后，因为惩治两起司法腐败案，一时间，用群众的话说“夏县终于能见一片青天了”。于是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纷纷向纪委等单位投诉报案，短短时间内，列入县纪委和政法委的大案重案竟然多达１００多起！
啥叫重案大案？这在司法中是有充分解释的。就是那些人命关天，久拖不决，积怨巨大的案件。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可以列出如此之多的案件，这让我不得不信那里的老百姓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夏县无青天”——此话虽然说得严重了些，但对那些深蒙冤屈的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比喻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可能没有青天？梁雨润上任这里的纪委书记后，当听说群众有这样的言论时就坚决不信。然而信和不信靠什么来论证？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这一点也正是梁雨润心中坚定的一种观点。
从胡正来的３００多次上访案到史英俊苹果案的解决，一批多年来称霸夏县一方天地的执法人员纷纷落马，使以往百姓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的局面一下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夏县有青天”，“梁书记能办事”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几乎每天都有人喊屈叫冤的县委大门口，如今更是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成群结队的上访和告状的人。
“这还了得，县委机关还上不上班了？”
“就梁雨润他一个人逞能呀？我们在这块地盘干了几十年反倒都成了别人的出气包了？”
干部们的埋怨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有人借机将私愤一起泼向梁雨润，道理非常简单，由梁雨润引燃的火快要烧到他们身上——那些有问题的人感到了屁股底下的宝座在发烫，因此一起在暗里使劲点着阴火，企图将梁雨润他们的办案人逼得退缩。
但他们想错了。当梁雨润看到自己仅仅惩治了两起腐败案，全县的百姓就如此信任，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举报案情，而且涉及的几乎都是某些权力机关不办事，办错事，一些干部尤其是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们鱼肉百姓，对其疾苦和生命财产，不问不闻甚至丧心病狂侵犯之案。
“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百姓办事，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来县委找我们，不是什么坏事，是信任我们。要我看，找的人越多，越是说明他们真正开始信任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管？怎么可以漠然呢？所以我认为，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我们在调查核实之后，对那些凡是够得上立案的问题要坚决彻底地查处。因此我建议：结合夏县的情况，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对腐败整治党风的‘双百会战’，即用一百天时间侦破和解决一百个人民群众亟待盼望解决的信访案件和久拖未了的积案，还夏县一个阳光温暖的青天给广大百姓！”
“同意梁雨润同志的意见，县委应全力支持这样的行动。”县委常委会上，全体人员都举起了双手。
县委常委的这一举手，接来的事可把梁雨润忙惨了。然而忙还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让他内心暗暗打颤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当反映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和干部那儿后完全没有被当作一回事，或者轻描淡写地应付几下甩到了一边，结果问题越拖越赘，最后让群众哭天不应，叫地不灵，轻者骂娘，重者砸党政机关大门。当有人看到群众真的砸党政机关大门时，他们出口就骂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温和谦让的平民，为何在你那里要起来“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实官不公，官不正，官不办事，民确实是要反的。
梁雨润处理的下面两起民事案颇为典型。这位“百姓书记”因为懂得上面这个理，所以经他之手，两起分别拖了１８年和３２年的上访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晋南大地传为美谈。
第三章 命根子的事怎能漠视！
作者：何建明
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４０多亩地。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４０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可到他们买回这４０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按照当时政策规定，４０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４０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