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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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就这么着，这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后，不仅全家的４０多亩地归公了，而且从此戴了３０多年“阶级敌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没有一个读完初中。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人一起笔伐蒋介石的人。抗日战争开始，他以开明地主的身份，为共产党新四军出过大力，那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本应该也有他的身影：因为当年这批驻在沙家浜的新四军和主力部队里许多枪支弹药都是经他之手弄到的。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变卖自己祖上留下的地，为新四军筹枪筹粮筹药。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上千亩祖上留下的地一块块变卖成共产党队伍的军用物资，最后到土改时，他仅剩下了１００多亩地。可就这１００多亩地，使这位革命功臣的后半辈子蒙受了奇天大耻，直到他８３岁时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阶级敌人帽子。这么一位过去只会靠笔杆子革命的红色书呆子，却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躯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当了５０年农民。去年我回老家时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后人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是第一个著文为这个革命功臣平反，并且使他的传奇事迹见于报端，广为传颂的人。
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了国家所有。农民拥有的便仅是那块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于大片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农民们便视自己的宅地是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国。农民对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对国家领土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面前，你无论怎么的辱骂和嘲讽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干脆就躲得你远远的。可假如你说尽好话，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斗争，甚至付出生命也绝不会吝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对这样的神圣视而不见，并粗暴地践踏。梁雨润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村干部没能妥善处理好农民宅基问题，结果使那位农民上访长达１８年，与村干部积怨甚深。
这个农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爱仙。他们是夏县裴介镇朱吕村人。
到裴介镇朱吕村采访时，我不由想起一个典故：晋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润说要到一个叫裴介镇的村子去。在镇的东面，有座已经荒芜的坟墓，而坟前却树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来这里便是晋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关于介子推这个人物，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介子推这么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死后，儿孙们争夺王位，酿成内乱。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后母骊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国外。途中由于连日奔波，饥寒交迫，侍臣们离的离，亡的亡，所剩无几。唯介子推等人一直护卫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来到一个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时，一路走来的重耳一行人困马乏，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宫中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而今连粗茶淡饭也无处寻觅，不由连声唉叹，泪水涟涟。侍臣们见主子如此凄凉，很不忍心，便四处寻找食物。然而在这荒野之地，终无所获。介子推看着几近昏倒的君主，心里十分难过。他避开众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然后煮成羹汤，给主子端上。重耳忽闻如此鲜美的肉味，伸手接过连声称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爱卿猎来的？”可是众臣听主子的问话后，谁都不敢应声回答，相反一个个低头避之。重耳颇觉惊诧，他随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介子推此时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脸色苍白，下衣沾满鲜血。重耳什么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面前哭道：“介爱卿，来日平定天下后，我定当报你的大恩大德。”后来，在外流亡１９年的重耳回晋都继承王位，并大宴群臣，封赏随从。然而在受赏的群臣中，已是晋文公的重耳却忘了有恩于他的介子推。老臣们很不服气，便在皇上的门上挂起书帛，写道：“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同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号于牛野。”晋文公见后连连说：“我何以忘了介爱卿？罪过罪过！”随之传旨速请介子推。但此时介子推由于看到晋文公初登王位就没将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恋宫中华丽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隐居到绵山。晋文公知后派人请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终不愿回宫，并让人转告晋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协力，图强社稷。”晋文公听后更加感动，便亲自前往绵山。介子推闻讯后隐居到更深处。晋文公见请不回爱卿，便对手下人说：“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给我统统烧了，惟留一路给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晋文公心想，这样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吗？但在火焚三日之后，山上的草木皆成烟炭，却仍不见介子推母子下山。晋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寻，最后发现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尸的惨景。晋文公见此失声痛哭，后悔莫及。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谏，晋文公封绵山为“介山”。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脚下。
１９８２年，村上为了建一个供销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这个决定告诉王典才，并说村里安排了两处风水上好的新宅基让他任意挑一块。王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听既然是村里的安排，便答应了。可真到挑地准备盖新房子时，发现那块上好的新宅基已经被一名村干部的弟弟占了。王典才夫妇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就决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些年头了。如今王典才的儿子也渐渐大了，也要准备娶媳妇，所以王家决定在旧宅基上翻建四间新房子。村里干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挡。王家不服，说这地基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凭什么不让我盖？村干部说：村里要发展经济，供销社是村里决定的一项“利民工程”，谁阻碍这样的事谁就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绊脚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说，村委会的决定也得根据政策来定呀，你们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于是一头要盖，一头不让盖，矛盾就激化了。
王典才家要盖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村里也有招，你不是要盖房子吗？那好，你盖房子用的电是从村上的线路上走的，我掐断了不让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没盖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邻居家，说了个情送了点礼，用电线路问题解决了。村里一看电断不了，就搬出乡土地办的人来说，因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盖旧房，还是在新宅基地上盖新房，没有土地办的批准你就都算违法，王家第二次盖房又不得不停了下来。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给乡土地办和乡干部说理，人家觉得没有理由不让王家盖房，就批准了。王家又开始了第三次盖房，这回王家理直气壮了，有乡里批文看谁还敢拦咱们盖房？村委会也不是一帮尽吃闲饭的人，几个干部一合计，你王家不是找了乡土地办嘛，那我们就找管乡土地办的县土地局领导，还是不让你王家盖房。王典才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以前也没有去过县城，可为了这“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往县城跑。王才典去了两趟县城，结果连县土地局的门在哪儿都没找着，还白花了二十多块路费，老伴数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县领导，你说个理出来，那县里大干部就是通情达理，说你们王家在自己宅地盖房子没有错，村里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实政策，错在他们那儿。王家有了这“官话”，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动工，而且是把县上的“官话”转告给不让他们盖房子的村干部。这村干部毕竟经常跟上面的官打交道，说你王家到上面说的仅是一面之言，既然你们可以去说，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上级反映。村干部就跑到县土地局去闹：你县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们全村百姓经济上不去，没了饭吃，我们就领着大伙上你们土地局来要饭吃！县土地局领导一听朱吕村的干部这番话，连连摆手，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了，也没法管。村干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墙都砌到能放窗那么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个劳力，到王家给我把他们砌起的墙给扒了！村干部火冒三丈。可动员了半天竟然没有几家愿去扒王家墙的。好好，你们都不愿出劳力不碍事，我出钱雇人来拆。村干部让人到外村叫来３０多个人，说好了每人干一天３０块钱。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与王家无亲无故，加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人家给３０块钱干这么点小活，于是来王家拆墙壁的人特别卖力，一会儿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墙“稀里哗啦”给平了。王家老小怎么拦也没用，村干部在一边偷着乐。王家的气自然无法咽下去。从此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但这么一档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说法，村里有村里的说法，结果让上面感到左右为难，干脆拖吧。这一拖不要紧，可是苦了王家。村里干部也心里不舒坦，觉得很丢村委会的威信，就又研究对策：你王家不是会上访吗？不是凭着两条腿一张嘴巴到处把咱村里说得一塌糊涂嘛。好，那我们也不让你过上安静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访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医院陪床，家里几个孩子也没在家。村干部们瞅准是个机会，亲自动手，上到王家的五间旧房子屋顶，将上面的瓦片掀了个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厉害吗，不搬也行，那你们就这么着“凉快”着吧。
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气得卧床不起。老伴住在医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刚到家就又气得旧病复发，老两口就从此再也没有能力与村委会的干部们斗了。王家的大儿子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准备考大学，听说家里的老房也给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镢头，气冲冲到支部书记家，砸了人家的临街厨房的小窗户。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书觉得面子大丢，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将王家的儿子抓起来，并提出要赔偿６０００块钱。王典才老两口急得火烧眉毛，一是小儿子是全家将来的全部希望，真要给人家整了以后的前途就彻底毁了，二是这么多年为房子的事折腾了多少冤枉钱，还哪有钱赔人家！一个小窗户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明摆着是要讹你嘛。王典才夫妇拖着病体，上支书家求情，支书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后来总算托了个远房亲戚——也是支书家的沾亲带故人家，左说右说，算是同意让王家把砸坏的厨房窗子修好，但对方还是提出要赔５０００元钱的“名誉损失费”。支书说，我堂堂一村之主，不这么整，以后村里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５０００元不多！
王家觉得斗不过人家，便无奈送了５００元过去，想了结此事。但支书那边不干，你不赔“名誉损失费”不要紧，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书知道王家的大儿子在家，便找了几个村上的小痞子，说今晚我支书包你们酒足饭饱，条件是你们给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个小兔崽子。那帮好吃懒做的小痞子们第一次得到支书的“重用”，满口将此事包了下来，他们酒足饭饱后，便醉熏熏提着棍举着刀来到王家。王典才的儿子一看这阵势，吓得拔腿就跑，长期不敢回家，从此神经兮兮，行为也同正常人不一样，更不用说考大学了，连上中学都不得不放弃。王家一挫再挫，不仅再也没有能力盖新房，连旧房子都住着艰难。１９９６年夏，极少下雨的夏县连续下了几场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面没有瓦的大房里，只得躲进一间做饭的厨房。黄土垒的墙，哪经得起暴雨泼浇？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几口子躲避的小厨房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异常声响。“不好，这房要塌！”没睡着觉的王典才赶紧叫醒全家，从小屋里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儿子不愿出来，痴傻傻地对父母说我就死在里头吧！急得老两口连拖带抱地将他总算拉了出来，当全家人刚刚逃出小屋，突然“轰隆”一声，小厨房倾刻间化为平地……王典才一家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五六口人不得不东借西凑住在亲戚和邻居家……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为村里发展经济想办点事这应当，可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大妈上梁雨润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诉说了１８年来这桩事情的前因后果，令这位纪委书记也唏嘘不止。
“大妈，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一家受罪了。虽然现在村里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难办，我也要把你们家的事解决了。你先回家，我会马上到你们那儿去的。”梁雨润望着一步一回头的周大妈，心中涌起万千感慨：一个农民，就因为村干部的工作简单化，使得全家几口人几年无家可回，如果见了这样的事不心疼，还算是共产党的干部？梁雨润觉得不能再让这些确有冤屈，又无权无势的农民百姓再抛家舍业地往咱政府和干部的办公室喊冤叫屈了。
当日下午４点，梁雨润放下一个会议，叫上县土地局的刘副局长一起来到了王典才所在的朱吕村。
通过调查了解，得出结论：村里要在地处村中央地段的王典才家宅基地上建蔬菜批发市场，符合全村经济发展需要，应予支持。但决不能让需要搬迁的王家遭受损失而获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有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基调，梁雨润就把村委会干部和王典才两口子叫到一起，进行谈话。王家提出腾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