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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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贫困最明显的时期是邓改革的初期到1984年，当时农村的集体化解体，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停滞不动。　
　　　　　　　　
　　　　　　　　尽管社会生产继续发展，但基本上对那些富人有好处。社会的不平等迅速扩大。自从1992年以来，即在邓的最后几年里，多亏“南巡”后出现的繁荣，使得绝对贫困人数继续减少。　
　　　　　　　　
　　　　　　　　形成了世界最大的　　　
　　　　　　　　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邓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未来意义重大的成就就是振兴大学教育。这种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彻底破坏。1970年，情况最遭时，全中国仅有4。8万高校学生。到199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20万，到2000年达到了560万。　
　　　　　　　　
　　　　　　　　在70年代，在毛活着的时候，入大学的决定条件是思想好，并非学习能力。邓重新采用了入学考试的方式。中国的精英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根据学生的质量以及根据教学水平来看属于世界优秀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工科和自然科学。中国建设着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上升为第九个出口大国　　　
　　　　　　　　1978年，当邓刚刚接过统治大权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仅为98亿美元；1997年，邓去世时出口商品已经达到了1830亿美元。中国步入了十大出口国之列。　
　　　　　　　　
　　　　　　　　如果说毛时代中国数量不多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的话，那么1997年工业品占了出口总量的88％。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出口加工产品。　　
　　　　　　　
　　　　　　　　中国年轻的妇女们用提供的原料缝制出口衬衣和衣物，根据提供的零部件装配电子仪表仪器。世界上许多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是世界花炮之都，40万人在那里生产花炮。《纽约时报》2000年7月4日报道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庆节所放的花炮是如何在中国生产的，说在美国天空上绽放的壮观的红星是中国人民庆祝50周年的象征。　
　　　　　　　　
　　　　　　　　中国在邓时代的后期成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强国。但同时已经表明，中国也开始涉足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会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的竞争者。　
　　　　　　　　
　　　　　　　　按照购买力：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　　　
　　　　　　　　1997年，邓去世的那年，中国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达到7。31万亿元。按照外汇比价8。29元人民币比1美元计算，近9000亿美元，中国位于意大利后，居世界的7位。人均年收入达到730美元，国民的生活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巴黎1998年　第97页　　　
　　　　　　　　然而在中国，8。29元人民币所购买的商品或得到的服务远比1美元多得多。食品价格、家用电器和工业产品（不包括汽车）以及服务性行业的价格在中国是很低的，国家分配的住房月租金在邓时代的后期为30～40元（4～5美元）。社会产值用美元计算的话显然是过低的估计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2年将人民币的购买力折合成相同的美元购买力做了计算，结果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日本，后来的计算证实了这个结果。　
　　　　　　　　
　　　　　　　　如果按照同等的购买力计算的话，邓的改革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升为世界上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仅居美国之后。　　　
　　　　　　　　吸引国外投资的一块磁铁　　　
　　　　　　　　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同等购买力的水准所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西方和日本大公司的总部如同爆炸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热的时代开始了，许多跨国大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参与竞争。　
　　　　　　　　
　　　　　　　　我本人经历了爆炸后余震的感觉，那是1993年10月美国商务委员会在威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有美国100多位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董事长参加，会上的发言人之一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奥尔特曼。他告诫这些公司的大老板们不要一味地与欧洲搞联系，眼睛要盯一下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如亚洲。他这样说：“当我提到亚洲时，并不是指日本，我指的是中国。”他讲话的其余部分也是关于中国的，能够感觉到，奥尔特曼对他的听众所讲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这种观点与邓1992年初“南巡”带来的经济繁荣交织在了一起，使得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迅速增加。80年代第一个投资浪潮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个浪潮继续高涨。紧跟着的是第二个强大的投资浪潮，这是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韩国的浪潮。如果说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的部分企业所投资的工厂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话，那么西方的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投资的数额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580亿美元，1993年达到1110亿美元。直接的现金投入到1997年超过450亿美元。中国位于美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　
　　　　　　　　
　　　　　　　　西方的许多企业把中国视为他们发展全球战略的亚洲中心。这个战略中心首先是那些大型国际跨国公司设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它们的产品，也把中国视为其中心。今天对于许多商品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大多数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关键性市场之一，对一个企业的全球性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很能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通信网络市场，每年新增2000多万个用户，中国的市场比欧洲和北美加在一起都大。这对于生产厂家的竞争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通信系统的生产成本关键性部分有两个，即研究和开发。系统的软件开发成本占总成本的80％或更多一点。开发成本是销售一个系统还是上百万个系统，销售系统数量越大（成本费可以分摊在系统上），每个系统的成本费用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设在中国的生产厂家来说，不仅失掉了巨大的潜在销售机会，而且它的生产成本比起在中国设厂的竞争对手来说高出了许多，这样使它在全球性竞争中失去能力，最后也使它在本国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出于这种考虑，90年代初所有的国际性大型通信设备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企业，例如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富士通。直到1995年中国还在进口通信系统，但从那之后所有的设备都在本国生产了。中国的生产厂家也在迅速发展。　
　　　　　　　　
　　　　　　　　当西方企业纷纷把中国作为它们在亚洲的战略中心时，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世界各地投资。邓时代结束时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估计有200亿美元。这些投资大部分流向香港，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原材料开发上。这也是中国企业的第一次“全球性投资”，中国紧随日本和韩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邓的中国准备成为全球性的经营者。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二十八章　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　　　
　　　　　　　　随着邓小平于1997年2月19日去世，“第三代领导”正式接替了权力。事实上，邓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以致于他在1995年底就连听取内部政治情况介绍的力量都没有了，从那时起，第三代领导们就已经执掌了领导权。在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里，医护人员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以便尽可能地延长这位首席长老的生命。邓也是尽力配合着，并以此向他的国家做出自己最后的巨大贡献，那就是为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时间，去构筑他的权力基础。　
　　　　　　　　
　　　　　　　　一个由专家组成的领导集体　　　
　　　　　　　　1997年10月，第十五次全国党代会通过选举政治局，确定了最高领导集体，也就是这个要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由以下七人组成：　　　

　　　　　　　　江泽民（1926年出生）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李鹏（1928年出生）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自1998年3月起）；　　　
　　　　　　　　朱镕基（1928年出生）任国务院总理（自1998年3月起）；　　　
　　　　　　　　胡锦涛（1942年出生）任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李瑞环（1934年出生）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尉建行（1931年出生）任中央纪律监查委员会主任；　　　
　　　　　　　　李岚清（1932年出生）任副总理并分管教育和外交事务。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安徽省的现年55岁的胡锦涛。他被确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而且要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同时要带领第四代领导集体。作为书记处书记就使得胡拥有了人事权，可以对党内和政府内的高层人事任免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便建构他的权力基础。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另一个方面，就使他有机会积累外交政治经验。　
　　　　　　　　
　　　　　　　　1998年3月初，李鹏在达到最长十年的任期后，交出了总理职务，随之接替乔石出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形式上，他是二号人物，但是他在新的位置上对政治的影响力事实上更大。　
　　　　　　　　
　　　　　　　　朱镕基早就属于“经济权威”，随着1998年3月出任总理，他就肩负起对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重任，也就是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李瑞环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部国家机器此刻恢复到了共和国初期的状况，即当毛泽东在1949年把中国作为“新民主”的国家建立起来时的状况，也就是它肩负着把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凝聚起来的重任。也就是在那时，这个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和那在1949年10月被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政府工作计划。1978年，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它的尊严，并且在宪法中确定了下来。属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有那些小的、形式上独立的民主党派以及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正如同其名称那样，主要是协商、建议，但它对于共产党来说，确实是听取人民声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　
　　　　　　　　
　　　　　　　　尉建行，这位中央纪律监查委员会主任，对于党的未来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反腐败。　　　
　　　　　　　　李岚清是教育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把教育政策直接落实到中央政治局某个常委的做法，说明了信息社会中教育和人的培养问题在这些领导层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个新领导集体是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团体。除李瑞环外，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要么是工程技术专业，要么是企业管理。江泽民先是从1943年到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子机械，又于1955～1956年期间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接受了半年的继续教育。他会讲俄语、英语。他是经过了国家大型企业以及机械部的成功经历后而进入高层的。李鹏，是电力工程师，他也像江泽民一样，50年代中期曾经在莫斯科停留过一段时间，任务就是在一家电力工业研究所接受继续教育。他是经过领导电厂以及负责电力部的工作而升上来的。朱镕基1951年作为电子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是中国一所培养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精英的高等学府。朱主要是作为计划专家，而且自1984年以来还作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和院长。胡锦涛像朱镕基一样，毕业于清华大学，专业是水利专业工程师。尉建行在大连技术学院学习了机械制造专业，还于1953～1955年间在苏联学习企业管理。李岚清于1949～1953年间在上海的精英大学，也就是复旦大学学习企业管理。没有出现在这些高等学府课堂上的只有李瑞环。他作为木工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干了15年。他曾两次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于80年代被提拔为天津市副市长、不久后又任市长。　
　　　　　　　　　　　
　　　　　　　　如同常委们一样，绝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大学毕业，而且基本上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22名政治局正式委员中至少有5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干部摇篮”，也像哈佛毕业生在美国和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一样，清华毕业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领导网络。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局的一名委员罗干当年曾经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露天矿学院学习过。　
　　　　　　　　
　　　　　　　　“文革”时，除当年才25岁的胡锦涛外，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被诋毁为“专家”，而且被强制去参加体力劳动。受罪最大的是朱镕基，他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并且在“文革”时再一次被发配到农村达5年之久。他在那里养猪、打扫猪圈。　
　　　　　　　　
　　　　　　　　江泽民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党的领导高层，当时他的情况是：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出任市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事件中，他非常明智、和平地解决了上海的学生游行。同时，以1989年4月在上海查封自由化领头羊的《世界经济导报》，他也证明了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的坚定性。此举也使他在邓小平的眼中成了难得的人选，尤其是在赵紫阳问题之后。邓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