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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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银行和货币市场的改革。
朱镕基进而决心毫不妥协地解决官僚主义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以便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变为现实。以此使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进口和外国投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由此也使得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感受到竞争的压力，逼迫实施结构改革和方向调整，尽管这并非朱当时的意图。
正像朱所宣布的那样，一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剧烈冲击到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故此它也只能在解决这些危机中得以完成。一场由于中国的投资过热和亚洲邻国的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已经发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贪污腐化使整个政府机构垮台，那么它根本就再也谈不上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了。对于人代会的许多代表来说，这位财政专家和富有拼搏精神的管家朱镕基是危难时的救火队长。
政府机构的改革
自50年代以来，政府至少9次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政府和管理机构那与日俱增的膨胀。所有措施都收效不大，国家机构在持续膨胀：从1978年到1998年，国家人口增加了27％，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86％！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第十次措施出台了。他规定，到1998年底，中央政府减员一半；1999年是省政府，2000年是地方政府，要求裁员比例与中央相同。到2000年底，800万政府和管理人员总共要裁员400万。
朱通过裁员改组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务院机构，也就是官方常说的中央政府。他把原来的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主要裁减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行业部委，如机械工业部，化工部等。这些原本遥控指挥着国有企业的行业领导中心下降为行业协调局，而经贸委也下降一格。它们的任务减为行业的协调，不再具有对下属国有企业经理下指令的权力。譬如，化工部分为化工（行业协调）局和将要投放到股市去的化工国有企业。国家今后对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只局限于作为所有者：它向企业要求获得所拥有的资本红利，而不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所有对赢利负责的事情，那都是企业经理的责任，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通过解决行业部委，朱镕基既推开了旧体制的主要代表以及反对改革者，也刨掉了贪污腐化的一个源泉。
在这场改革中，那重权在握的计划委员会也受到消减。它被更名为“发展计划委员会”，它的任务被局限在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
新的机构把经贸部变成了重权部。朱把中国石油的老总石广生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
朱把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以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设施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部。
朱只有不断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才能克服强大的官僚主义阻力，使裁员和机构改革得以落实。但是，在改革方面，他有全国人大在人事上的支持，同时还有政治局成员那坚定不移的后盾。一个改革后的政府系统，即一个基于市场经济要求为基准而设置并运作的政府，就这样的产生了。
同时过渡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重任。对于设立、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来说，还面临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一个新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途径。各部委从此刻起，通过选拔来招聘工作人员，而高级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党组织负责。
收 权
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税收和金融体系要向中央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把经济和财政决定权的绝大部分下放给各省，这种放权有助于克服中央内部的思想意识反对派的干预，同时也创造了活跃的干部化企业，它们在80年代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现在却到了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的时候。
放权导致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疾速下降。1978年，国民总产值的30％还在中央，可是到了1997年，却只有10。7％。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却号令能力的威胁。朱镕基早在1993年就已经着手这个问题，并且在高层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税收法，以便使中央政府所得税收今后能随着各省税收的增长也不断获得相应增长。
现在，朱着手于解决第二个，即贷款决定权在各省的问题。在邓小平南行期间，干部化企业进入了一场真正的投资热，而且既不受计划限制，也不在乎中央政府的警告，执意扩大生产能力，结果使供严重大于求。为了使这些闲置的工厂运作起来，省、市政府之间相互保护，国内市场被分割成许多小的地区性市场。这种投资热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分行受制于地方，它们因此常常不得不对省、市的项目发放贷款。把国家银行从地方政府控制下解脱出来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朱镕基顶着强大的阻力，建立了中央银行分行的新机构，一个跨省、区的不受省、市长制约而能够监控国家银行及其贷款政策的新机构。
在投资热经济运作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有省属投资银行，它们甚至不经中央银行许可，就从国外申请、接受贷款。朱镕基严厉地处理了这类事情。在这些银行中，能量最大的当属广东的国际信托公司，它因此而在1998年陷入困境，朱也就令其宣告破产，尽管此举有可能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丢面子。广东在过去的那些年中，是所有省、市中最不听中央招呼的。现在，朱杀一儆百。
国有企业改革
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革遵循着党代会的原则：“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国家从掌握绝对多数国有企业的原则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经济主干中的大型企业：资源、电力、原材料、铁路、航空以及电讯等。党和政府将依照经济原则对企业实施监督控制，即便国家所有制的比例在缩小。
在生产领域内，涉及到生产总值在国有企业中占到60％的几千家大型企业。所有这些企业中那些在1998年3月份仍有亏损者，即日起三年内要恢复到赢利水平，而且其中所有尚未进入股市的绝大部分要准备上市。政府将把这些企业股份的49％投放股市，以此为这些企业引入新的资本。通过改造、合并和收购，要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好准备。
在1997年企业改革计划中，关键性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它们应该进入美国经济杂志《财富》每年所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被选入改造的企业有120家，它们要通过合并、收购其他企业以及产品多样化等途径，形成能够与西方以及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抗衡的大型、国际化综合型企业集团。作为所选中的企业有，譬如，中国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长虹（在四川），中国著名的电冰箱和空调生产厂家海尔（在青岛），中国最现代化的钢厂宝山钢铁公司（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以及那由北京大学创立的方正科技集团，也就是中国的头号软件公司。
中国领导人（包括朱镕基自己）对韩国的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就是财阀式集团模式，特别推崇。按照他们的想法，正是这种企业集团使得韩国在世界经济强国的竞赛中能够进入竞赛队，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不会有韩国的腾飞。在朱1998年宣布他的改革方案之后，亚洲经济风暴的风浪已经暴露出了财阀集团战略的致命弱点。许多财阀已经宣告破产，甚至那四家世界级巨人企业现代、大宇，三星和LG似乎面临绝顶的债务。实际上，大宇在1999年就宣告失却支付能力，这家企业的所有者至今仍在潜逃中，而这家世界有名的韩国汽车制造集团，也是韩国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核心，变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企业。
这些经验引起中国政府的深思。它们把财阀集团战略的危险看得更清楚了。即便一种这样的财阀集团战略所创造的垄断带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它最终会不会形成一种以破产的财阀集团来代替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局面呢？如果长虹由一个世界水平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借助于兼并变成为一个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去生产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通讯设施以及电子产品，为的是它尽快的扩大，以便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名单，那么它未来的状况究竟会如何？这样是否会分散长虹在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它丧失其原有的领先地位？
由此，这种综合型企业集团计划就被搁置下来了。那些已经合并起来的企业集团，就形成同类产品之间的联合企业。目的不仅仅是扩大企业，更重要的是压缩生产能力，避免今后无协调的重复生产设备投资。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政府把化工行业中的生产性企业主要的分为两个集团：北部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南部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它们包括了从石油勘探、冶炼到化学原料加工的所有部分。这是以国际石油集团如英国石化集团为模式的。
但是，在国有企业合并和收购过程中还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手术不是由市场引导的，而是由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的，而官员们对市场需求的考虑，远不如受特定权、益的影响大。难免经常以健康的企业去合并亏损企业，风险不言而喻，赢利的企业有可能变成亏损企业。
银行改革
与企业改革并行而密切相关的是银行改革。过去，国家银行是按照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指令给那些亏损的国家企业划分补助贷款的机构。现在，朱镕基要让它真正的成为银行，也就是独立的按照企业以及项目的偿付能力发放贷款，而且不受党、政部门的干扰。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个能把贷款合理、有效的投放到那些需要资金并能使其增值的企业的银行系统，那么就没有办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
要使国家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首先需要的是，得把它从巨额的负债中解放出来。据独立的专家估计，1997年它已经负债3000亿美元了，这可是一个数倍于它的资本的数目。作为第一个紧急措施，朱镕基在他出任总理之际，马上给国家银行输入了2700亿人民币（约325亿美金）。随之的解除债务计划是，为这四家最大的国家银行建立了防倒闭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以票面价值收购了这些银行所发放的救急贷款，并给予这些银行相应的由政府担保的资金。这些防倒闭联合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收购回来的救急贷款做出估价，并给予九年的清算时间，如果所付给银行的资金到那时仍然不能偿还的话，这些票面价值的1/3就可能要被划掉。专家们把此看作为空想，并估计，防倒闭联合会最终充其量能够收回其为了收购救急贷款而发出的资金的15％。也就是说，九年后，一大笔的债务就归到中央政府的名下。中央政府能承担得了吗？
美国的中国银行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丁对2000年初做了一个预算：中央政府因此所承担的债务要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0％。它为防倒闭联合会所担保的债务达12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另外的12万亿元人民币的救急贷款趴在国家银行的账面上，而这最终也得算到中央政府的头上。还有就是，中央政府还得承担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仅这一笔所造成的债务就达国民总产值的50％。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这些债务就达到国民总产值的100％。87
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处在类似于此的国家高债务中的国家还有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其1997年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1％，故此它所面临的债务还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利息，尽管它在1997年构成了财政支出的1/5，却在年终时被完全消耗掉了。基于税收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国民总产值的0。6％。以这种增长率来计算的话，也就是意味着，国家赤字将达到60～70％的高点。要想解决这个国家赤字问题，就必须做到，第一：国家银行不得再发放死贷款；第二：国民总产值在未来的10年中的增长率最少保持7％。这样的想法也使得人们意识到，政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将处在何等艰难的经济环境中。
一个繁荣经济的计划
这场改革开始于这样的时刻，一个使中国经济穿过双重危机而前进的时刻：一个是国内投资热所引起的货币紧缩危机，另一个是有外部加剧的亚洲经济风暴。经济增长、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股市、出口、外国资本流入等等，都在下降。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强化这种倒闭速度。朱镕基起初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经济增长滑坡，因为它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改革夭折。
朱决定采用凯恩斯的扩展性经济政策手段，并实施大规模的国家投资。这种扩展性经济政策项目计划进行三年，而且每年拿出相当于国民总产值1。5％的投资。这些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1/3多用之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譬如：灌溉和引水渠道的修建、清理湖泊以防洪水工程、植树造林、修建粮仓等。其他的投资用于修建铁路、高速公路、通讯设施以及城市污水处理。
这确实是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它不仅有效的避免了造成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未来经济效益和整体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是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