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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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资的绝大部分进入广东，因为它是与香港接壤的省，而且还是许多香港人的故乡。在广东，他们讲相同的方言，也有许多亲戚关系。在中国开放前，广东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为主的省份。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广东成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最富的省，而且成了市场经济的“领头省”。
广东在中国整个出口额中占到了40％的份额。广东出口的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在成千上万的小工厂里，年轻的中国女孩子在缝制销往世界的衬衣、服装；来自农村的工人制作着玩具、运动器材、粘接运动鞋、校对电子电器、加工时髦的礼物和圣诞节装饰品，等等。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轻工业中心，它以低价商品养育着这片土地上富有起来的人们。
在毛去世时，深圳还是一个仅有2。5万居民的荒凉的边境城市，而居民靠种稻子和捕鱼为生。1980年提升为经济特区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淘金城，来自香港和外国的企业家、商人、投资者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冒险家、骗子和卖淫者纷纷涌入这里。80年代中期，几个极端的革命派代表访问深圳，他们伤心地说道：“就连市府大楼上都没有了五星红旗，还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吗？”
自特区建立以来的20年中，深圳的经济以31％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今天的深圳作为400万人口的城市，以其耀眼的摩天大楼与香港竞相媲美。它依然属于中国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城市。1990年，深圳已经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出口城市，并且在进口自行车、钟表、照相机和家用电器方面跃为中国第一号。此时，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高技术城市的先导。90年代末，它拥有1500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500余家软件开发公司和200家研究、发展中心。在此，两家颇有成就的国内通讯设备生产企业已经落户，那就是：华为和中兴。深圳还有中国最大的生物企业天达。国际商用机器的大中国集团在四家工厂组织生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一起在深圳建成了一个科学、技术中心，并把它作为科研成果市场化的基地。1999年，高技术企业的总产值达到本市社会总产值的45％，同时也在出口方面占到了出口总值的1/3。
以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使深圳成为大陆最富的城市。深圳修建了一个新港口和新机场。它从香港的乳儿变成了竞争对手，尤其是对于香港的高技术化设想来说。深圳在地价和人力方面是那样的便宜，而科技人员的数量却又是那么富有；香港人在美英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学习企业管理、经济、法律，希望通过投资银行或者律师而富有起来。大陆人相反，半数以上学习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精英大学如清华，每年把近万名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输送给经济界。这就是香港的高技术企业何以在深圳建立分公司的缘故。香港转过头来，以便发挥其从全球吸引人才的策略，从美国以及大陆的精英大学吸收中国的信息专业技术人才。
台湾投资的两个高峰阶段
如同香港一样，台湾在80年代时人力和地价剧增。也像香港一样，台湾需求把劳动密集型生产迁移出去的可能，以便面对东南亚经济老虎之国保持竞争力。如果把这些加工线就近放到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也就是当年的故乡，那会如何呢？可是台湾当局却竭力反对此举，禁止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接触。1987年，当局解除旅游禁令，台湾投资一下子蜂拥般的前往对面的海滨。
台湾带给这片土地上的首先是鞋子制造业，并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鞋子出口国。一个万人的制鞋厂对于小小的台湾来说，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地价和人力都比较便宜的大陆，给予台湾制鞋业提供了进军和占领世界运动鞋和普通鞋市场的可能性。台湾的制鞋企业保晨公司（音译）借助于大陆的劳动力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它以1。2万名工人承担了耐克和锐步运动鞋的生产任务。
在起初的那些岁月里，台湾投资者的名言是：“把你那过时的机器运到大陆去，换得世界市场的出口合同和份额”。90年代中期，第一阶段的低技术含量投资的浪潮被第二阶段的高技术投资浪潮所取代。台湾的计算机和电子企业在大陆修建现代化的生产线。复制甚至大于其在台湾的母公司的复制线：台湾大型跨国计算机公司宏基在苏州建立了一个有6000名员工的生产厂。在几公里路处，声宝集团公司建立了一家计算机显示屏生产厂，而且同巨（Yageo）是为宏基、菲力浦、国际商用机器以及其他公司生产电阻的厂家。在珠江三角洲，普玛斯（Promax）在东莞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生产厂家，有3500名工人。台湾的计算机企业使大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平台。
按照大陆的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台湾在大陆的投资部分达到300亿美金，而台湾人估计有600亿美金，而且这个数字只少不会多，因为许多企业基于台湾当局对于去大陆投资的掣肘态度，只得隐瞒自己在大陆的投资额，或者通过香港甚或通过拉丁美洲的维尔京他岛屿去大陆投资。与此说明相关的是，还有一份资料：中国统计介绍，维尔京他岛屿在投资名列中居于第六位。25万台湾人作为经理和工程师工作在大陆的4万家企业中。台湾企业家建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并行工业，并且在中国出口总额占有了12％的比例。
如同香港投资在广东那样，台湾的投资把福建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省变成为富有的沿海省份。厦门市现在已经是一座国内享有盛名的高质量生活的城市。
台湾的投资也涉及到其他地区，也正是因此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变成了一个台湾城市。4万台湾人工作在这里的3000家工厂中。现在，长江三角洲，尤其是历史名城苏州的工业园已经成为台湾高新技术投资的热点地区。
也像如果没有港、台的投资及其管理知识，今日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一样，反过来，台湾经济的未来也不外乎是像香港那样，依赖于大陆，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经济迫使大陆与台湾走向一起。
大中华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经济权威。它在进出口、投资以及货币能力方面超过了日本。就调整社会生存而言，它的收购平衡力也远远地超过了日本。
2000年时的经济大中华
材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海外华侨
围绕着经济大中华，把这些企业分为两个团体，即东南亚的华人和欧、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
在3300万海外华人中，有2700万生活在东南亚。在新加坡，华人以77％达到绝大多数。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华人属于少数，但是当这些少数的华人控制了零售业时，那些华人经济巨头们却控制着私人企业以及大型银行的大多数。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3。5％，但是却控制着3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集团的68％和10家大型私人企业中的9家。泰国四家举足轻重的私人银行全在华人手中，其中包括泰国最大的银行：曼谷银行。海外华人的企业也是以纯粹中国人的方式，即以家长式的方式领导着，而且都是通过某种网相互联系在一起的。96
东南亚华人在人口和股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按照澳大利亚外贸部1995年所发表的《亚洲的海外华人商业贸易网》一文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海外华人少数的经济巨头和他们在经济上的网络关系，在占多数的本土民族中引起了妒忌和仇恨。以致于不断发生对华人的报复行为，1998年亚洲经济风暴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就是一例。许多华人取了当地人的名字，以便保护自己。泰国甚至把取当地人的名字作为规定。而报复的结果就只能使华人更加抱团、接成网，并且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让中国强大成为亚洲的代表。他们多样化的进行投资，并使中国在90年代成为投资的重点。香港是东南亚华人贸易和网络的中心。那些大企业在此建立了它们的分公司和银行：像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印度尼西亚的沙林集团和力宝（Lippo）集团；泰国的正大（Charoen－Pokphand）集团以及陈氏（Sophonpanich）集团。它们以这些子公司为基础，自80年代末以来，向大陆投资了几十个亿。
除了这个东南亚华人圈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圈，它包括北美的五六百万华人，西欧的94万和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54万海外华人。重要的团体是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着数百万华人。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代或者数代，而且美国化了，他们对于前辈的故乡已经不那么特别的热心了。但是其他的，尤其是许多在经济、科学领域工作的华人，他们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华人的硅谷企业在大陆建立了子公司，那些华人研究人员和教授们定期地访问大陆，举行讲座、参加学术讨论。
全世界的华人企业每两年举行一次全球华人企业家大会（华商大会），大约有数千名华人企业家参加，其中有来自于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经济巨头。经济大中华以香港为海外华人的中心城市，以此形成了全球华人网络的中心。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汇入了某个新美式的21世纪，而是引入到一个中国人的21世纪。
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
与华人经济网络并行的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正在形成中。世界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进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了那在19世纪末期所开始的需求现代中国文化的探索。两种思路对立并存：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现代儒家文化和一种政治并存的社会体系，即技术官僚和等级制度，而且所考虑的是秩序等级。这种观点与香港、台湾以及剑桥、哈佛、巴黎等的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思路相对立。后者所追求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而且是以西方为榜样。与高层次文化讨论并行的是，一种中国大众文化已经在音乐、电影和小说中传播开来。香港和台湾已经发出了他们的共鸣。此种群众性文化是美国式的、个性化的，也是享乐主义的。此由港、台电视、香港的电影以及港台流行歌手们推动着，而且席卷大陆城乡直到村镇。广州、上海和北京的音乐生产商以及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电影制作厂家尝试着逐步冲破这种港台垄断。共产党针对这种流行文化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还击，要通过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通过爱国主义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来深入人心。
在所有思路中，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流行文化，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对中国辉煌的历史的自豪感。即便是共产党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仔细阅读起来，首先更多的是儒家的道德希望要求。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中国同时进行着三个革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997年，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儒家的关系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关键的阶段。邓那只有赢家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头，不可避免地使江进入到面对“带着泪水的改革”的阶段，也就是要对现代化和自由的社会过渡支付代价的时刻，即面对：失业、不平等、贪污腐化、无所适从、犯罪。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其重新腾飞起来过程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历程。
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上被中国克服了的问题：
人口过多：这是第一个，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中国疆域辽阔，但是大部分为山脉和沙漠所覆盖。人口主要拥挤在东部平原，其中以南部沿海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主。2000年中国统计有12。7亿人。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现在人口增长依然保持在0。9％的幅度，也就是说，在40年里，人口将增长到15亿。
失业危机：这是人口过多所直接引起的无法避免的问题。
在2000到2010年之间，中国新生的劳动力增长数额超过7000万，这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而离开原工作位置的人。这就是说，中国每年最少需要创造700万个新的工作位置，那么它在五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劳动位置数目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工作位置。除此之外，还有随着公有制行业的裁员而下来的人，这就还需要每年额外增加大约500万的新工作位置。就是这些也还没有囊括所有需求。到2010年，由于每个农户只有0。55顷耕地，它远远不足农民耕作的需求，从而由村经济中将分离出来7500万劳动力。在1984年到1996年之间，新生的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劳动位置，但是，1996年时这种大爆炸结束，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农村工业中的就职人数减少。在2000到2010年这10年中，农村企业至少要安置2000万无田可耕的农民，那么在农村还有大约5000万人没有工作。
在毛的时代，按国家规定，户口是在出生地，因此农民就固定在农村。即便是到了农村迅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