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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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仅是中国的主宰，也是“整个天下”的主宰。他的两个称号就显示了其在宇宙万物中的双重角色：作为“天子”，他负责祭祀，以保持天上和人间的和谐；作为“皇帝”，他是人间的万能主宰。这个万能主宰不是作为直接、政治上的主宰来考虑的，作为直接的、政治上的主宰只是统治中国人的国家，对于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他只是道德上的主宰，是杰出的中国文明的灯塔。这就是皇帝的道德魅力，按照儒家的理念，正是它吸引着那些尚未开化的蛮人。在晚清的《会典》中有这样的说法：“伏以帝业光天，损益善百王之治；皇猷揭日，经纶成一代之书。存金鉴于朝端，焕瑶章于海内。”　
　　　　　　　　
　　　　　　　　早在汉武大帝（公元前141到公元前87年）统治时期，远行的驼队已经从西方带回了这样的消息：沙漠的那边还有其他的发达文化存在。在中亚的古印度文化以及随着亚力山大大帝带入中亚的古希腊文化。阿若德？托因比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22这个消息肯定给那种汉人为中心的意识带来震动，就像16世纪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给予欧洲基督教所带来的打击一样。而更大的震动也许是随之而来的事情：随着汉王朝的灭亡（公元221年），中国开始了持续约四百年的“王朝分裂”，中国人逃避到外来的宗教中去，以求从佛教中寻找解脱。可是这种意识已经长久而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因此外来的冲击也只能是触动外表。随着中国在唐朝诸皇帝的统治下（公元618～906年）真正上升为光耀全世界的文明国度，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都自愿成为中国文化后裔，并且接过了中国著述以及儒家经典，这成了中国人尤感自豪的最光彩的证明。　
　　　　　　　　
　　　　　　　　进贡关系　　　
　　　　　　　　因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意识中，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载体，就不可能给予其他民族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们期望那些未开化民族的统治者，承认万能的皇帝是人间最高主宰，或者亲自前来晋见，或者派使者前来，以便与天子建立一种附庸关系。未见皇帝前，礼宾部要先教会他们叩头，以便他们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然后呈上“贡品”。这种所谓的附庸关系包含下述实质性内容：　
　　　　　　　　
　　　　　　　　——这个新附庸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书和大印，以此他可以与皇帝进行书信往来；他将获得清贵族头衔。他要做的是：按时给皇帝呈文；按期派使者给皇帝进献“贡品”。　
　　　　　　　　
　　　　　　　　——皇帝赐予他回赠并派使者前往附庸国王室，尤其是带去授权书和大印，如果必须如此的话。　　　
　　　　　　　　欧洲人把这种关系解释为“进贡关系”。其实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向中国王朝进行经济上的进贡性付出，而是对皇帝、天子在道德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形式认可。皇帝的回赠通常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他所收到的“贡品”，而且这种“进贡关系”在汉语的解释中不是“藐视的贬低”，而是荣幸地被皇帝恩准进入中国文明。在这些“附庸侯爵”看来，尤其是远离中国治理着各自的国家的统治者看来，这种认可皇帝为最高主宰的效忠，并非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效忠，而是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　
　　　　　　　　
　　　　　　　　当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平协约中把平等、独立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方向时，在欧亚大陆的那一端，清朝的官员们却把那流行了千年的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的概念最终纳入到自己的模式中去。对于邻国的其他民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所有民众都置身于万能的皇帝、天子这个明主之下。内、外秩序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缺一不可。一旦仁慈皇帝的道德感召力对外不足以使蛮族认可他是人间道德的最高主宰，那么内部的叛逆能量就有可能增加，以至于形成反对皇帝的力量。事实上，绝大部分王朝的崩溃都是基于两方面的冲击力：内部不断扩大的混乱和外部的入侵。历代皇帝无不意识到，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得保持对外关系开发，而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就是对此的证明。这就显示出内部政治的重要性，显示出那些外国的“效忠表述”的必要性，那么当欧洲各国要求采取平等的外交关系时，就不能不令中国皇帝对这种冒犯表现出疑虑。　
　　　　　　　　
　　　　　　　　皇帝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国文明的优势对外有三个重点传播区：　　　
　　　　　　　　第一个传播区为东亚邻国：朝鲜、越南、琉球群岛23以及日本，尽管这在明代只是暂短的。　　　
　　　　　　　　第二个传播区是北部、西北部的草原、沙漠以及中国王朝在东北的森林区。　　　
　　　　　　　　第三个更外部一些的传播区包括（背叛了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　　　
　　　　　　　　在中国文化中心区域中，皇帝的道德统治以及文化主导有时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主导。典型而且唯一的是朝鲜的效忠使团，他们所进献的贡品，价值数倍于皇帝所赐赠的，在此，这种作为效忠表示的见面礼确实成了进贡。而与朝鲜的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解释属于中国高度文明的阳光普照。就是在明朝被推翻后，一位朝鲜的鸿儒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新的清朝应受到尊重的原因不在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而在于它是伟大的儒家文化的继承者。24　
　　　　　　　　
　　　　　　　　在这个中心区域外，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如果这些“天边的蛮人”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先按礼仪承认万能皇帝是最高主宰。许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城市与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些，甚至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做到了。他们派出的使团在皇帝的大殿上大显身手，以此也确实获得了难得的在京都进行商品贸易。　
　　　　　　　　　　　　
　　　　　　　　汉人中心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亚洲内部。那些出生于亚洲内陆草原的民族不允许汉人中心化，这些游牧民族从根本上有别于汉人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忽略的是，这些草原骑兵不断地偷袭城市与农村，大肆烧杀掠夺，对中国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故此历代强大的皇帝都实施对亚洲内陆进行镇服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在儒家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前的18世纪中叶为乾隆皇帝所实现。而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整个宋代（公元960～1279年），当王朝受到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时，皇帝们只得以进贡换取和平。而此时，在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里的进贡真的是表示臣服的进贡，只是方向反了。但是当这种巨额的贡品被说成为王朝的大度赐舍时，皇帝就在这种进贡的方式面前保住了面子。　
　　　　　　　　
　　　　　　　　文化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1126年，来自关外（现在的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金人入主了中国北部。随着攻陷南宋的京都，蒙古人于1279年统治了整个中国。1368年，当明代的开国皇帝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时，尽管实现了把蒙古人赶出中原的意愿，可是它却连300年也没有坚持下来，就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推翻。中国又一次陷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　
　　　　　　　　
　　　　　　　　我们已经目睹了一次这样的两难矛盾：600万金人战胜了1亿人口而且经济和技术水平占有绝对优势的宋朝。在这个两难矛盾中，关节点就是儒家帝制学说的致命弱点：轻视军事武装力量。儒家哲学试图从美好愿望出发去消除战争和暴力，它所要建成的是一种太平的平民世界。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学说和典籍，所讲的都是军事武装思想的反面。它厌恶所有与暴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它瞧不起那些凭借战争和暴力起家的人，即将军们。在儒家的社会等级次序中，将军不如商人，甚至三教九流中根本就没有武将的位置。究竟怎么来划归武将的社会地位呢？儒家思想使武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他们的道德形象。这种思想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忽视军事武装的危险。于是，北宋皇帝把军队变成纯粹的雇佣兵，从社会的渣滓中召募，不训练、不管理，在紧急情况下自然毫无战斗力。　
　　　　　　　　
　　　　　　　　就这样，伟大的中国先后经历了金人、蒙古人、满人的统治。在这里还遇到第二个两难矛盾，尽管我们欧洲人也把这一点也看作为两难矛盾：汉族人认为，正是这种经历证明了儒家道德、文明的优越性。金人、蒙古人（在其统治的末期）以及满人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国家学说和文明，并且建立了儒教思想指导下的王朝。在满族首位皇帝统治下，儒家的帝制学说就皇帝的外部影响力而言，甚至发展到了顶峰。他们把儒家官吏的平民领导艺术与满族人的武装军事思想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自汉、唐以来各位皇帝一直所梦想的目标：控制整个亚洲内陆、建立一个从帕米尔高原到朝鲜的东亚多民族的王国。　
　　　　　　　　
　　　　　　　　受天赋之命而成为万能主宰之说并非只适应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个群体，王者也可以是汉人之外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古代中国为基础的特殊观点定义为“文化主义”，它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相对立。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出自于什么样的种族，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关键在于他所接受儒家学说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外族人只要适应于中原文明并且以此生活，那么他就变成了中国人。　
　　　　　　　　　　　　　　　　　　　　
　　　　　　　　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童话般的王朝　　　
　　　　　　　　“崇敬的皇帝、国王和侯爵、骑士、市民和所有那些希望认识世界上不同肤色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丰富多彩的人们，请拿起这本书，亲自阅读一下！从中您会发现许多惊奇的东西以及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鞑靼儿人、印度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的巨大差异。”　
　　　　　　　　
　　　　　　　　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一书中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述。中心人物是忽必烈。从1275到1292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跟随着忽必烈，生活在他的身边。在马可？波罗的眼中，这位大汗是历史上最英勇、最有权威的君主。这位“本世纪最有权力者”，马可？波罗写道，“所拥有的财富是无人能比的”，他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大的，他新建的大汗城的城墙长达24英里，有12个大门，每个大道都竖立着一座宫殿。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的话，你就无法想像那皇宫的壮丽以及宫中宴会的盛大。忽必烈的朝中有1。2万名大臣，他们分为13种并且身着不同颜色的珍贵的服装，有绣着金边、镶嵌着宝石的，还有貂皮的。每年有13次庆祝活动，这些大臣们每次参加活动时都穿着不同颜色的朝服。马可？波罗还介绍了这个王国的其他城市，尤其是南宋的首都杭州。他发誓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最富有的城市。1。2万座桥跨越内河，城市的中心是一个周长达30里的湖，在湖畔有一座王朝修建的皇帝行宫，有3000眼喷泉，热水从泉眼喷涌而出。　
　　　　　　　　
　　　　　　　　这是马可？波罗于1298年在一所战俘营中的口述，在那里，他同室的鲁思梯谦把它笔录成书。马可？波罗向鲁思梯谦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而这位同伴作为宫廷小说作家则记下了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一切，以宫廷式的传统法语把它写了出来，简直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发挥。这份报告很快在欧洲传开，而且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多明我修道会也命人把它翻译成拉丁语。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以至于欧洲的许多读者把这些故事看作童话里的中国王朝，把亚洲看作童话世界。尽管如此，马可？波罗使欧洲人所形成的中国印象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的上半叶。科里斯多夫？哥伦布阅读了其拉丁文译作，那是1485年早期的古版印刷的版本。他仔细认真地研究了这部记实书，并且在书上所有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地方，都作了评注，以至于每页的页边上都写得满满的。这些资料增强了他心中珍藏已久的宏愿，激励他去探索通往那充满迷人色彩的、富饶之国的海上航线，前往中国和印度（当然，在哥伦布的地理概念中，东方的中国包括了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群岛到锡兰的整个地区）。　
　　　　　　　　
　　　　　　　　中国既是榜样，也是对立的世界　　　
　　　　　　　　随着16世纪的发展，马可？波罗有关中国奇迹的报道完全被另外的报道所取代。耶稣教会在北京成功建立了一个使者站。他们通过自己的数学和天文知识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在他们的协助下，那急待修订的中国年历得以与实际年月日相符。修订年历是最重要的皇命之一，因为春耕播种的时间要从年历来推算。尽管明朝已经被推翻，但是耶稣会还保留着他们在前朝宫廷所担任的职务。在康熙大帝统治下（1661～1722）的清朝，耶稣会的影响力达到了最高峰。作为天文台的负责人，科隆的汤若望以及他的继任者被赐以一品花翎顶戴，成为最高一级大臣中的成员。　
　　　　　　　　
　　　　　　　　耶稣会在北京的代表们不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且还精通汉语，能说会写。欧洲那些自16世纪90年代起所收到的、发自中国的信函、文章，都是以科学文体所撰写的地理人文知识。他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关于中国的图画，在其中，欧洲被表述为一个位于中亚末端拥有同样高度文明的世界，而中国就其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制度而言，所实施的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原则。　
　　　　　　　　
　　　　　　　　有一个西方人，他是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杰出学者，他如同一个大臣一样生活在北京的朝廷。他力图使天主教适应中国传统的尝试，没有获得教皇的批准。　　　
　　　　　　　　在耶稣会会员的这幅中国图中，暗示着某种精神炸药，一旦被点燃，欧洲的贵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