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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尘世的爱神 作者:[德]汉斯-乌尔里希·特莱希尔-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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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是一桩银行抢劫案,看来连报纸的主编也卷了进去。这条消息莫名其妙,让阿尔伯特又怀疑起自己的意大利语水平来。可是,若非如此,Direttore dell“Unione Sarda coinvo1to nella rapina alla Banca di Sassari (意大利文。意为”《撒丁岛联合报》主编被卷人萨萨里银行抢劫案“)这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撒丁岛,阿尔伯特想,而且发觉自己对身处一个当地报纸主编也会袭击银行的岛上而骄傲。他很想与人分享这份骄傲。可是跟谁呢?埃琳娜对犯罪新闻不感兴趣,每当他想跟她聊聊Cisa Nostra 或N ‘drangheta (都是黑手党中的组织)的时候,她只会摆摆手,或者说一声“Me ne frego ”(意大利文,意为“我才不管呢”)这是她表示拒绝时最常用的话,意思和“跟我没关系”差不多。她也不愿意跟他聊撒丁岛强盗这个话题。有一次,他问她的祖先是做什么的,想知道他们是渔民、牧人还是强盗,她没有回答“Me ne frego ”,而是说“Chi se ne frega ”~ ,听起来有点更敌意、更不情愿的痕迹。那还是在柏林时的事,阿尔伯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问题让她这么不高兴。当时他也还不懂得“Chi se ne frega ”(意大利文,意为“谁管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出来这个说法与南方人的自尊心有关。他在字典上找到了“fregarsene”这个动词,解释为“无关”,只用于否定句,这是一种真实心情的流露,这句话既让他稍稍了解了意大利的国民性格,更让他领教了埃琳娜的个性。无疑,埃琳娜是“menefreghista ”,那种任由风云变幻而与世无争的人,阿尔伯特常常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曾受过深深的、莫名的伤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她的受伤害有时也伤害了他。比如,他问起她的祖先,虽然略微有点调侃,却没有丝毫的恶意,而她不但不回答,而且还生硬地拒绝了他。
  阿尔伯特点了第二杯卡布奇诺,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先辈。他们都是穷人,从施瓦本迁移到了俄罗斯,在那里定居务农,二百年后又被驱逐出境。想着自己的先辈,阿尔伯特悲从中来。他并没见过他们,他惟一见过的上代人就是他的父母。显然,有过先辈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就足以让他的心境变得抑郁。或许他不是为了先辈伤心,而是因为自己坐在卡波尼亚广场上,看着这个四四方方的建筑,不得不认识到时间还没有过去。虽然他的表在正常运转,秒针在不停地走着,而这个下午却不肯逝去。
  他又喝了一杯卡布奇诺,读起旅行手册来,里面有许多关于撒丁岛强盗的记载,而且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上千年的碉堡。据说在撒丁岛上有将近七千座这种被称为“Nuraghen”的东西,但是阿尔伯特一个都没见过。看来也没有什么希望见到了。一篇题为《时代变迁中稳定的中心:撒丁岛妇女》的文章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文章还配了一些照片,就像碉堡的照片一样令人失望。彩色照片只有一张,上面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身穿白衬衫,当地传统样式的天鹅绒马甲,皮包骨头的双手交叉着放在红蓝格子裙上。其他照片都是黑白的,准确地说是灰白的,可以看到衣着灰暗的女人,如鬼似魅,在破破烂烂的石子路上蹒跚而行。文章论说了撒丁岛女人的忠实、镇定和沉静。这些阿尔伯特承认。他从不怀疑埃琳娜也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她就是忠实、镇定和沉静的化身。他爱她的这些品性,却也往往为此而烦恼。尤其让他痛苦的是她的忠实。因为她把这份忠实给了那波斯人好多年,而不是给他。尽管她现在对他,阿尔伯特,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但他时时担心,她和那个波斯人之间的纽带并没有完全割断。有时,特别是在晚上和入睡前,她仿佛身处遥不可及的远方,眼里蒙着一层黑沉沉的忧郁。撒丁式的,也是北非式的忧郁。或许这也是波斯人的禀性。
  阿尔伯特突然对这篇文章兴致索然了。对整个旅行手册都兴致索然了。他毕竟不是来撒丁岛考察的高级参议教师。埃琳娜不是任时代变迁而不变的稳定的中心,她是抗拒时间的斯芬克斯。有时是令人迷醉的诱人的达芙妮,当他想抓住她时,她却变成了一座千年的碉堡。他自己也并不是稳定的中心。可是,谁也没有这样说过啊。他只是一个心烦意乱的普通人,喝了一肚子卡布奇诺,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正在吃陈年老醋,接下来必然会心情压抑。第四杯卡布奇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喝了。此时他的心跳已经比平时加快了。最好还是到别处去吧。可是去哪儿呢?如果他在意大利,此时他可以到教堂去。可他就在意大利呀。虽然撒丁岛人不把意大利叫意大利,而叫做“大陆”。如果他在“大陆”,他就会到罗马教堂圣路易吉·迪·弗朗西斯去,让卡拉瓦乔的《马太殉教》来安慰自己。
  阿尔伯特付了账,装做不经意地把旅行手册丢在椅子上,往前走了几米,来到了尤皮姆商场,穿过男装部,来到了女装部,走到女式内衣附近,但是他没敢在内裤、长袜和胸罩当中停留太久,因为这里所有的女店员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最后,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男装部买了几双相当贵的袜子,就是后来作为及膝男袜出售的那种。然后他就到对面的教堂去了。
  教堂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建筑,像座停车楼,大门刚刚关上,五点钟的弥撒结束了。但是身穿灰色长袍、像个铁器贩子的教堂司事允许他进去转一转,看一看。
  教堂里朴素无华,摆放着浅棕色的长椅,和一张同样是浅棕色、四角包黄铜的祭台,那样式像是三十年代的。他曾在舍内贝格的一家肠胃病诊所看见一张很相像的桌子。三十年代冷峻青春风格的遗风。后面是一个耶稣受难像,十字架上却是空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应钉着基督像的螺丝钉痕。
  最后几个做弥撒的人也走了,阿尔伯特还在教堂里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空荡荡的十字架。他受的是新教的洗礼,受的也是新教的教育,但是在坚信礼之后,他就不再去教堂做弥撒,然而他已经多次发现,面对教士、神父乃至未授圣职的僧侣,自己是没有抵抗力的。一看到神父的法衣、教士的长袍或是僧侣的袍子,一阵忏悔和寻求依靠的欲望就向他袭来。当然,他不允许自己顺从这种欲望,一个新教徒是不忏悔的。新教徒也不寻求依赖。新教徒不依赖神父,神父也不依赖新教徒。
  “入口在教堂后面。”这是教堂司事的声音。他刚才突然不见了,现在从一问放满梯子和脚手架的厢房冒了出来。他右手拿了一个生锈的铁锤,看阿尔伯特没有反应,就用左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第一,出去,第二,绕过教堂。阿尔伯特服从了,离开教堂,向右转,绕过教堂,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一个像是地下室的门前,抽着烟。看到一个牌子,他发现原来这里是教堂的电影院。他走过去排在队伍里,并不知道今天放什么电影。
  这里没有收款处,只有一个很像教堂司事的男人,但没有穿灰色长袍,而是一件长几及膝的大毛衣,手里拿着一个以前电车售票员用的那种钳子。阿尔伯特没有门票。那男人跟他解释,本来也没有门票,必须成为会员才能进去。只要买一张可看十二场电影的旺季票,就自动成为会员。每星期六下午放电影。阿尔伯特忽然害怕再到广场上去,就问他能不能现在成为会员。那男人说不行。阿尔伯特必须到管理处去买前面说的旺季票,而管理处只有上午对外办公。阿尔伯特跟那男人说,他明天一定会去办。那男人说“好吧”,却没有让开。看来他以为阿尔伯特会走开的。但是阿尔伯特不想走。他想进电影院。一定要进去。说什么也要进去。如果他不能看电影,而是又到广场上去,他会昏过去的。或者哭得浑身颤抖。或者发羊角风。或者把胳膊腿上的皮一块块撕下来,撕到自己流血。阿尔伯特患上了广场恐惧症。卡波尼亚广场恐惧症。
  也许那男人体会到了阿尔伯特的难处。也许他觉得这件事太麻烦,因为后面已经堆了一群人,急着进电影院。那男人往旁边跨了一步,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示意阿尔伯特进去。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又补了一句“多谢”,走进了放映厅。里面相当宽敞,还没有多少人。一些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大部分观众都是老人,也许是退休者,是靠养老金过日子的人。阿尔伯特找了个离那些年轻人稍远的座位。他还不知道放什么电影,四下看了看,向坐在身后的一个人打听放什么电影。这人好像没听懂,他有一张清癯的四方脸,穿一件黑色大衣,扣子一直扣到领口,戴一顶镶皮的便帽。一个退休的牧羊人,阿尔伯特想,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这男人向前弯了弯身子,摘下便帽,阿尔伯特又问了第三遍是什么电影。摘下了帽子,这男人似乎听明白了。但他没有回答,而是伸手到大衣袋里,摸出会员证来,仔细看看列有电影名并注明日期的单子,又把会员证贴在眼前看看,回答说:“《潜行者》。”
  阿尔伯特谢过这位用意大利口音缓慢地说出“潜行者”这个词的老人,他看过这部电影。在柏林,若是你身处某类人当中,有些电影是不能不看的。在撒丁岛牧羊人当中一定不是这样。看了一遍还不够,还得多看几遍。最好衣袋里揣着剧本。这类电影中除了戈达尔(戈达尔1930一,法国电影导演)的所谓通俗易懂的《精疲力尽》之外,还有《朱尔和吉姆》、《安德烈… 卢布廖夫》、《红圈中的四》、《妈妈和野鸡》,还有《潜行者》(《朱尔和吉姆》由法国导演特吕弗1932一1984执导。《安德烈·卢布廖夫》、《潜行者》由苏联导演安德烈… 塔可夫斯基1932一1986执导。《红圈中的四》由法国导演让一皮埃尔·梅尔维尔1917—1973执导)。
  偏偏放的是《潜行者》。他宁可看《罗马妈妈》或是《苦米》(《罗马妈妈》由帕索里尼执导。《苦米》由意大利导演德·桑蒂斯19l7—1997执导)。《潜行者》让他压抑,而且无聊之极。说起来,在一阵无聊过去之后,就可以将之甩掉,这是经验之谈。可是《潜行者》的无聊却是甩不掉的。《潜行者》的无聊会钻进衣服里,细胞里,让人在几天内都只好拖着它,身上闻起来都有一股子无聊味儿。
  这部电影他看过两遍,都是俄语的,有英语字幕。第一遍他只感到压抑,只不过是电影刚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只有开头的紧张情节让他压抑。过了一天,他看了第二遍,就发现皮肤起了病态的变化。大腿内侧和手腕上起了圆形的小疱疹,先是渗出水来,后来就化了脓。皮肤科医生用可的松给他治,幸好见效。可的松对治《潜行者》有效。先前医生还问他有没有接触化学物品或是到过热带地区。
  阿尔伯特否认了,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他没有提起《潜行者》。
  拿钳子的男人走进了放映厅,向观众看看,逡巡片刻,好像是在估算观众的人数,又从放映厅右侧的门出去了。现在电影该开演了。只要把灯熄掉就行了。
  可是灯没有熄掉。左侧的门反而又开了,一位神父走了进来。他身穿简朴的黑色法衣,看样子没刮过胡子,要么就是胡子长得太快。他手持一支无线话筒,通过话筒向观众问好,又说,今天放的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也是一部很难的电影。
  但是,生活不也是艰难的吗?上帝本身不是也很艰难吗?
  神父看着观众,他的眼光也从阿尔伯特身上掠过,一时之间,阿尔伯特觉得有义务对神父的问题做出反应,嘟囔一声“是的”,至少点点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反应显得傻头傻脑。神父介绍了导演塔可夫斯基,举出他执导的片子,又提到他的父亲,作家阿尔谢尼伊(指俄罗斯诗人、翻译家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1907—1989),做儿子的在电影中引用了他的诗句。神父说,这是一位尊重父亲的话的儿子,还提到了电影《乡愁》,这部片子阿尔伯特没看过。他谈到圣加尔加诺教堂(在煮大利中部城市锡耶纳)的废墟,在塔可夫斯基的童年,这座教堂像在胡桃壳里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包括父母的房子、狗和放鸭的池塘。
  教士说,雪落在圣加尔加诺的圣坛上,一边向后看看,又望望天花板。但是他后面不是圣坛,而是银幕,头上只是黑色的天花板。神父好像被自己的话打动了,说得嘴角泛出了白沫,拿出一方手帕来擦嘴。
  阿尔伯特看到过圣加尔加诺废墟的照片。但是他不知道这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有关。这时他觉得放映厅里冷飕飕的。身后的老人倒准备充分,穿着冬大衣,还戴上了镶皮帽子。这时教士拿出一个记有笔记的纸条,转而谈起《潜行者》来,就像电影学院里的老师一样侃侃而谈。他谈到塔可夫斯基运用的电影手法,谈到连续镜头、剪辑,谈到灯光和声效。后来他又谈起封锁区来。封锁区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地区,是只能容纳毫无前途的人的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希望之地。封锁区是实现愿望的地方。阿尔伯特想,在他的想象中,希望之地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潮湿肮脏、阴森破败的监牢般的所在。可是教士似乎对封锁区着了迷,在不必要的地方也使用这个词,对电影的介绍变成了对封锁区的热情召唤,变成了一曲赞歌,而且不断升温,越说越起劲儿。忽然一声短暂却尖利的哨声盖住了神父的话,他住了嘴,向几个一直很不安分的年轻人看看。但这不是那几个年轻人发出来的,因为当神父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响起一声更长的哨声,听得出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看来是话筒出了问题。神父向后墙看看,放映小间就在那里。
  也许不是话筒的问题,而是同时管理扩音设备的放映员的问题。也许他不耐烦了,在调节器上搞了点花样。可是看不见放映员的影子。话筒好像彻底关掉了。神父扬着脑袋,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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