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小姐 -王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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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那,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了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一片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然后等阿眉够岁数娶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七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屁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
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