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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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个“大好日子”。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引号内的斜体字＇设为加重＇是原文如此。）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岛国赖以生存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方位于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港，夜幕降临时，长达十八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国家做好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制订戒严法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非要散伙不可，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脚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出一张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象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和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它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末，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也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把军事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之于一场纸上谈兵以免他们去惹是生非。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两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精神上颇感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难道英国认为这就是荣誉吗？”

　　在不同的眼睛里，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强国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国的比利时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一条最短的直线；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约翰·西蒙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光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有未来的比弗布鲁克和伯肯黑德两位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象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禁卫骑兵营的院子，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决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义务了。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明天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也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这两者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到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然而格雷仍期待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德国会作出这样一个“发展”的。


第八章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
　　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的保险箱里锁着一封由特别信使于7月29日从柏林送来的密封信件，随附的命令责成：“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2日，星期天，电令到达，指示他立即拆封，将封内照会于当晚8时递交比利时政府，并注意务使对方“感到有关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达”。他务必要求比利时人在十二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尽速”电告柏林，同时立即用汽车将答复送达正在亚琛联盟旅馆内的冯·埃姆米希将军。亚琛，亦名埃克斯拉夏佩尔，是德国离比利时东大门列日最近的一个城市。

　　赫尔·冯·贝洛是个独身汉，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烟嘴时刻不离手，1914年初开始担任驻比利时公使之职。他的办公桌上有只银烟缸，烟缸上有个子弹洞眼。每逢来访德国使馆的客人问及这个洞眼的来历时，他总是放声大笑，告诉客人说：“我是一只不祥之鸟。我派驻土耳其，土耳其闹了场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个洞眼就是他们的一颗子弹从窗外飞来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态雅致地把香烟慢悠悠地送到唇边，再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鲁塞尔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从那封密封信到达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男爵来访，告诉他晚报准备刊登法国给格雷的复信，在这封复信里法国保证尊重比利时中立。巴松皮埃尔婉转表示，鉴于德国尚未作出类似答复，赫尔·冯·贝洛或许愿意发表一项声明。但是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来回避。他仰靠椅背，两眼盯住天花板，透过缭绕的烟雾，把巴松皮埃尔刚刚对他说的话留声机似地逐字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来，一面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于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第二天上午，当达维尼翁先生——这位比利时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时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召他进行解释的时候，赫尔·冯·贝洛又对他照样地宽慰了一通。返回使馆之后，为了安抚哗然的新闻界，他使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他说：“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全无恙。”

　　不少比利时人，不论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有些是出于亲德情绪，有些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则是因为对比利时中立的国际保证的真诚可靠，天真地笃信不疑。比利时的独立经有关国家保证已经有七十五年之久，他们由此享受了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注：罗马帝国时期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莱茵河下游西南部。——译者＇以来，比利时这块土地就一向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地勇士查尔斯＇注：勃艮地勇士查尔斯（Charlesth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