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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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普雷希特据理力争，认为要在他的战线上完成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的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然而这一理论是和“口袋”战略背道而驰的。从8月16日到18日，鲁普雷希特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用电话激烈讨论了整整三天，好在这段电话线路是在德国境内。当前法军的进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势？法军在阿尔萨斯和马斯河西岸似乎没有“认真其事地”干些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法军不向前推进和陷入“口袋”，那将怎么办？如果鲁普雷希特继续后撤，那他与他的右邻第五集团军之间会不会敞开一个缺口，法军会不会乘虚而入？这是否会使右翼招致失败？鲁普雷希特和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都坚决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军队等候进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烦了，已难以管束他们了，迫使“急于前进”的部队后撤也是可耻的；而且，开战伊始就放弃洛林国土，即使是权宜之计，也决非明智，除非事出万不得已。

　　德军统帅部对此既是神魂颠倒，又是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参谋策尔纳前往圣阿沃尔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作进一步面商。他说，统帅部对有计划后撤正在考虑作些变动，但是还不能完全弃口袋策略于不顾。他没有解决问题就回去了。他刚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飞机侦察情报，说当地法军正在往后向大库隆移动；第六集团军参谋处“当即解释”这是敌军毕竟不在向前进入口袋的佐证，并且认为尽速向敌进攻乃是上策。

　　情况异常紧急。以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为一方跟冯·施泰因和塔彭上校为另一方之间的电话不绝。统帅部又派了一个信使多梅斯少校来到这里——这是8月17日——带来的消息表明，现在发动反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他说统帅部现在很有把握，法军正在往其西翼调动，而并不是“束缚”在洛林上。他还谈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从这些威力看来法国的堡垒阵线并不那么坚不可摧。他还说，统帅部相信英国人还没有在欧洲大陆登岸，如果此时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场决战，他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前来了。多梅斯少校又说，当然，根据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请注意这场反攻战将冒种种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危险，将是一场正面攻击——这在德国军事学中是最忌讳的——因为那里山峦起伏，加上法军堡垒林立，要进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鲁普雷希特反驳道，进攻的危险并不大，危险大的倒是继续后退；他说，他将出敌不意，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并说，他和参谋已考虑了种种风险，并已设法战而胜之。鲁普雷希特为他英勇的军队的进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赞歌，而且越唱越响。他说这样的军队决不应再叫它后撤，同时声称，他已决心进攻，除非统帅部给他明确的禁令。“要么让我进攻，”他声嘶力竭地说，“要么就下一道明确禁止进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为王储的“强硬的口气”所窘，便匆匆回到统帅部作进一步的请示。而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则是“我们等着，担心会不会来一纸禁令”。18日，他们整整等了一个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讯杳然，冯·克拉夫特于是挂电话给冯·施泰因要求告诉他是否会下达命令。他们两人对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虑不定之处又翻来覆去地争论起来了。最后，冯·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冯·施泰因直截了当地答复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噢，不，我们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不准你们进攻的，”冯·施泰因用一种不象是一位现代亚历山大权威的口吻回答说，“但你必须担当起责任，本着良知作出你的决定。”

　　“早就决定了，我们进攻啦！”

　　冯·施泰因回答时“呐”了一声，这是他本乡本土一个说明无可奈何的表示，随着又说，“那么，打吧，愿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口袋战略被放弃了，命令下达给第六、第七两集团军掉转身来准备反攻。

　　就在这期间，德国人认为尚未登陆的英国军队正在向法军左翼末端的指定阵地移动。法国老百姓相继报以欣喜若狂的欢迎，这与其说是对他们世代宿仇的英国人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一个同盟者在法国进行存亡攸关的战斗时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们吻着英国兵，送他们吃的东西，给他们戴上鲜花。在英国兵看来，宛如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而他们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们的总司令，嗜斗好争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来的有默里、威尔逊和当时派到英国司令部任联络官的于盖。他们在亚眠过宿，第二天来巴黎会见总统、总理和陆军部长。簇拥在北火车站前面广场上和街道两旁欢迎的两万群众欣喜若狂地高呼着“弗伦奇将军万岁！”“好！好！好啊！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在通往英国大使馆的大道上，人山人海，挥手欢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据说，这次欢迎群众之多甚于欢迎飞越海峡的布莱里奥＇注：布莱里奥（LouisBlériot，1872…1936年），法国飞行家，1909年第一次驾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译者＇。

　　普恩加来见到这位客人不禁一惊，他原来是一个“举止文质彬彬……外表很少军人气派”的人。他嘴唇上留着一撮长长的胡须，看上去倒象个埋头苦干的工程师，而不象一位享有盛名的冲锋陷阵的骑兵司令。他看来慢条斯理而不怎么冲动。他有一个法国籍的女婿，他在诺曼底还有一所避暑别墅，他还能说几句过得去的法语。他从容不迫地向普恩加来宣布，他的军队要十天时间，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战准备，这可使普恩加来吃惊不已，因为这时候朗勒扎克已经担心8月20日都可能为时过晚。“我们真是受骗上当了！”普恩加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而现今他们却不能如期会合！”

　　确实，此公起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他之能够指挥军旅，除了资历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于他的军事热忱。可是从他踏上法兰西那时起，就开始表现出一种倾向于采取“等一等的态度”，表现了出奇地不愿把英国远征军投入战斗和斗志的消沉。这是基钦纳强调保持实力，嘱咐不要冒“死亡和损耗”风险的指示所致？还是因为他顿然察觉到英国远征军没有训练有素的国家后备力量为继？还是因为登上大陆以后，强敌当前，近在咫尺，势在必战，因而感到责任重大？还是因为豪言壮语后面的那种胆识，已失其元气于无形？还是因为抱有作战异国，为人作嫁，责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能判断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与盟友的会晤，从一开始就使他们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惊愕和气愤。英国远征军开来法国的直接目的——防范法国为德国所灭——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说，他对此反应似乎没有迫切之感。他仿佛认为，基钦纳一再强调要他独立指挥，意思是他可以“爱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爱什么时候休整就什么时候休整”，象普恩加来所说那样，可以不顾这时候德军有无蹂躏法国的可能，叫人明日黄花语战机。洞察一切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作战中切忌盟军独立指挥，如不可避免，则起码要求其司令官“决不应是个最谨小慎微，而该是个最有胆识气魄的人”。在此后三周战争的关键时刻，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约翰·弗伦奇爵士走访了维特里法军总司令部，霞飞发觉此人“固执己见”而且“急于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利益”。而约翰·弗伦奇爵士，也许出于英国军官的过分讲究个人的社会背景，对霞飞也没有好感。在英国人眼中，法军在民主化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后果，大部分军官出身于非“绅士阶级”。“归根结蒂，他们是一批微贱的家伙，”几个月以后，约翰爵士在给基钦纳的信中写道，“人们要永远牢记大多数法军将领的阶级出身。”毫无疑问，法军的总司令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在这次会见中，霞飞很有礼貌地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国远征军能于8月21日在桑布尔河战线会同朗勒扎克出师作战。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反他对普恩加来的表示，说他将尽量如期赶上。他还要求霞飞调遣索戴的骑兵队和两个后备师“直接由我指挥”，因为他将坚守法军战线末端无所掩护的阵地。这不用说，给霞飞一口拒绝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说贝特洛将军和法军参谋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谋远虑，从容不迫，充满信心”，而且“毫无忙乱”现象。他对霞飞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他看来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态度”的好处，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言而喻的错误判断。

　　接着，他走访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当时的情绪非常紧张，这从于盖8月17日晨同久寻未获的英国军官同车到达时，埃利·杜瓦塞尔招呼他的第一句话中可窥见一斑。他说：“你们终于来了。但来得可一点儿都不算早，我们如果被打败了，可要你们负责的。”

　　朗勒扎克将军来到台阶上迎接客人。尽管这些客人亲自光临，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认为他为光杆儿司令们所骗。在随后半小时的会谈中，也没有谈出什么可使他放心的东西。这两位将军，一个不会说英语，一个法语不熟练，可是接着就不带译员避入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这种方式作用何在，实在令人费解，即使象斯皮尔斯中尉所说这是出于他们的保密狂，恐也难说明一二。不久，他们走出密室，来到作战室和他们的参谋在一起。参谋中有些人能通谙两国语言。约翰·弗伦奇爵士戴上眼镜，靠近作战地图看着。他指着马斯河畔一个地方——于伊，这个地名确实是很难读的——想用法语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会在那里渡河。于伊的一座桥梁是列日到那慕尔之间唯一的一座桥梁，约翰·弗伦奇爵士提这问题时，冯·比洛军队正在越桥过河，所以说他的发问，纵然是多余的，却是正确的。他用法语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渡河”两字，而由亨利·威尔逊接口用法语解决了，但到了要说“于伊”的时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朗勒扎克不耐烦地问道。

　　“……于伊，”约翰·弗伦奇爵士终于勉强说出来了，发音好象在招呼一条船过来似的。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释，说英国总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认为德国人会在于伊渡过马斯河。“告诉元帅，”朗勒扎克回答说，“我认为德国人是到马斯河钓鱼来的。”他的这种语气，用于对他著名的演说提出愚蠢的问题的场合本无不可，但决不是通常对待一位友军陆军元帅所应有的。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约翰·弗伦奇爵士虽不明白他说的内容，但对语气则有所察觉，因此反问了两声。

　　“他说，德国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尔逊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在这次交谈产生的对立情绪下，误解油然而生。在友军之间容易发生摩擦的宿营地和交通线的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这种情形；而在使用骑兵的问题上，误解又更为严重，两方的司令都想用对方的骑兵进行战略侦察。霞飞调给朗勒扎克的精疲力尽、鞋袜不全的索戴兵团，又刚被拉往桑布尔河北部去和比利时人取得联系，以冀稳定他们不向安特卫普退却。朗勒扎克和英国人一样，迫切需要敌军及其行军路线的情报。他想使用英国骑兵师这支生力军，但遭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拒绝。约翰·弗伦奇爵士带来法国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因此他想把骑兵留作后备力量，暂不动用。朗勒扎克听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口气是说，他想把骑兵在战场上用作骑马的步兵，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用兵之计，而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会象一个使用假饵钓鱼的人乐于使用活饵一样地采取这种用兵之计的。

　　最严重的争执是关于英国远征军何日能参战的问题。前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曾对霞飞说，他可以在21日准备就绪，但如今不知是纯粹为了怄气，还是出于三心二意，他竟又出尔反尔回到他原来对普恩加来的说法，不到24日准备不好。这对朗勒扎克是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这位英国将军以为敌人会等着他吗？他实在不能理解，不过没有说出口来。很明显，一开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国人是靠不住的。会晤以“面红耳赤”而告终。此后，朗勒扎克向霞飞汇报说，英国人“最早要到24日”才会准备就绪，他们的骑兵将作为骑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别的用场”，并且提出了“一旦退却”，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国人发生混乱的问题。这话使总司令部大吃一惊，这位众所钦佩、敢作敢为的“真正雄狮”——朗勒扎克，竟然在考虑退兵了。

　　约翰·弗伦奇爵士回到临时驻扎在勒卡托的司令部时也吃了一惊，听说第二兵团司令、他的挚友格里尔森将军当天早上在火车距亚眠不远的地方猝然逝世。弗伦奇点名提请基钦纳派某一位将军前来接替格里尔森——“此事务望如余所请，”他写道——结果被拒绝了。基钦纳派来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爵士将军。此人与弗伦奇从未融洽相处过，他们两个都是固执己见的人。象黑格一样，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这位总司令，喜欢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约翰·弗伦奇爵士对基钦纳的遴选表示不满，这使他对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并在事过境迁之后在他《1914年》一书中发泄出来了。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文献，一位著名的书评家曾说它是“历来最使人遗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会见朗勒扎克的一天，也正是鲁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一天。也就在这天，德布罗凯维尔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