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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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对萨姆索诺夫军的左翼，因它距维斯瓦河最近，对德军的威胁最大。在贡比楠没有参加战斗的冯·莫根将军统率的那个师，也可派它经由不同的铁路线前往援助朔尔茨。部队及其补给、装备、马匹、枪炮弹药的调动，车辆的集中，在挤满难民的车站上的登车，车辆从这一线到另一线的调度，所有这些虽都是复杂的问题，但是霍夫曼深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能胜任的，因为在铁路上已经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当进行这些调动时，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兵团的撤退要再向南行军两天，这样在成功地脱离接触的时候，它们距离南线就更近了，可近三十英里左右。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它们将从这里穿过内线捷径去朔尔茨左翼建立阵地，但它们应在弗朗索瓦开到朔尔茨右翼后不久到达。这样，整个四个半兵团就可以在恰当的地位跟南线敌军作战。骑兵和柯尼斯堡的后备部队将留在莱宁坎普部队的正面作为掩护。
图6：贡比楠战役和第八军的调动
这个策略的成败将完全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莱宁坎普按兵不动。霍夫曼认为，莱宁坎普为了休整并修补其补给线，会再按兵不动一两天。霍夫曼的坚信不移，不是根据任何神秘的启示，也不是出于其他什么超自然的才智或歪才，而只是根据他的信念，他认为莱宁坎普由于种种惯常的原因势需停顿下来。不管怎样，这两、三天，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军的战线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到那时，在进一步截获密电码的帮助下，莱宁坎普的意图是会有某些迹象可寻的。
这就是霍夫曼的论点，他说服了冯·瓦尔德泽。不知怎么地，在当晚什么时候，瓦尔德泽也竟说服了普里特维茨，让霍夫曼去准备必要的命令，也许是他未经普里特维茨同意而擅自作主的，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记载得不清楚。由于参谋部不知道普里特维茨当时已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拟撤到维斯瓦河的意图，因此，谁也没有操心去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已经打消了这个主意。
第二天早晨，毛奇的两个参谋，由于战地电话屡打不通，经过几个小时才分别同东线各兵团司令通了话。从他们的谈话中，这两位参谋得到的印象是，情况是严重的，但是退却是过于轻率的办法。既然普里特维茨看来决意要退却，因此毛奇决定撤换他。也就在毛奇和他的副手冯·施泰因商量的时候，霍夫曼正怡然自得，感到至少到目前还是他正确。侦察结果表明，莱宁坎普所部并无动静；“他们根本不在追击我们”。于是立即下令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去南方。据弗朗索瓦本人的说法，那天下午他离开贡比楠时，曾情不自禁地激动得流下泪来。普里特维茨显然已同意霍夫曼的论点，但立刻又后悔起来。那天傍晚，他再次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向冯·施泰因和毛奇报告说，他的参谋进攻华沙军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太冒失了”。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说，以他“这么少的人马”，他甚至不能保证能否守住维斯瓦河，他必须得到增援。这就决定了他的解职。
东线既有崩溃之虞，也就急需一位勇敢、坚强并且果断的人来接替指挥职务。在实战中，一个指挥官应该怎样处理危机，事先总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德军统帅部却有幸了解到一位参谋官，他只是在一周以前在作战中大显身手的——他就是鲁登道夫，列日的英雄。他堪任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按照德军共同负责的指挥体制，参谋长跟司令同样重要，有时，凭其能力和气质还显得更为重要些。鲁登道夫那时正随着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在那慕尔郊外，继他在列日大奏肤功之后，在猛攻比利时的第二大要塞。这正是他接近法国国门的关键时刻——但是东线需要急切。毛奇和冯·施泰因一致认为必须召他来。于是，立即派了一个上尉参谋，乘摩托车于第二天（8月22日）上午9时将信送达鲁登道夫将军。
“你也许能挽救东线的局势，”冯·施泰因写道，“我所认识而又可这样绝对信赖的别无他人了。”他表示歉意，把鲁登道夫从一场决战即将开始的地方拖走了，“这场决战，请上帝保佑，将是最后一仗”，不过，牺牲是“必不可免的”。“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而且以你的能力，你足可防止最糟的情况发生。”
鲁登道夫在十五分钟之内乘坐上尉参谋的车子走了。他的车子曾经过距那慕尔十英里的瓦弗，这地方“就在我前天路过时，还是一座歌舞升平的城镇，现在则是一片火海。这里的老百姓也在向我军开火”。
傍晚6时，鲁登道夫到达科布伦次。三小时内，听了有关东线局势的指示，受到了“显得疲劳”的毛奇和“非常镇静”的德皇的接见，不过德皇在情绪上深受敌军侵犯东普鲁士的影响。鲁登道夫给第八集团军发了一些命令，晚上9时乘专车前往东线。他的命令，除嘱咐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在马林堡接他以外，是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兵团乘火车去南线支援朔尔茨的第二十兵团。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到8月23日这天要完全脱离接触并休整好。这些命令和霍夫曼的命令相同，体现了德国军事学院要求所有学员对一个命题作出同样答案的要求。不过也有可能鲁登道夫已看过霍夫曼命令的电报副本。
在鲁登道夫乘汽车经过比利时的时候，上尉参谋曾告诉他，最高统帅部已选中一位退休的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但是还不知道他是否接受这项任命，他的名字是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兴登堡。鲁登道夫不认识他。在当天夜晚离开科布伦次以前，他获悉已找到冯·兴登堡将军，兴登堡也已接受了任命，并将于次晨4时在汉诺威登车前往履新。
德军最高统帅部原来在选定参谋长之后，便着手解决物色一位司令官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鲁登道夫无疑是一位具有真才的人，但要配成一对，最好还得选一位名副其实的“冯”。许多退休的兵团司令的姓名都被考虑了。冯·施泰因忽然想起战争爆发时收到的一位老同事的来信，信上说，“如果情况的发展需要一个指挥官的话，不论哪里，请不要忘掉我。”信上并且保证说写信人“还很健壮”。恰好的人选！他出生于一个在普鲁士定居了几个世纪的容克世家。1911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曾在史里芬的总参谋部工作过，他是经过逐级提升而成为一个兵团的参谋长和后来担任兵团司令的。再两个月他就年满六十八岁了，但他并不比右翼的克卢克、比洛和豪森这三位将军年老些。东线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普里特维茨表现得惊慌失措之后，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而兴登堡以往行事，一向稳如磐石，可资信托，以沉着镇定闻名。毛奇批准了；德皇也首肯了。于是，给这位退休的将军发了一份电报。
下午3时，兴登堡在汉诺威家中收到电报，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紧急任命”。他复称：“乐于接受。”第二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前往东线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最高统帅部没有费神请他来科布伦次谈话，而是命令他在汉诺威上车，并通知他，他的参谋长将是鲁登道夫将军，将在去东线的火车上和他会晤。因时间紧迫，几套土灰色新军装兴登堡只来得及试穿了一套，他不得不窘迫地穿了一套普鲁士将军的旧蓝军装就出发了。
几天后普里特维茨撤职的消息发表时，那位难能可贵的日记作者布吕歇尔公主记道：“一个叫作兴登堡的将军，一个完全上了年纪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报纸编辑们赶忙搜集有关新司令的材料，但很不容易找，因为他在军人名册中列在“贝内肯多夫”这个姓氏下。不过编辑们很高兴，终于查到他曾在色当作战，并荣获过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他也是1866年对奥地利早期战争中的一位宿将。他的贝内肯多夫祖先是定居在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兴登堡这个姓是在十八世纪因婚姻关系而来的。他是西普鲁士波森＇注：波森（Posen），即波兹南。——译者＇人，在他早期的经历中，在任驻柯尼斯堡第一兵团参谋时，曾研究过马祖里湖区的军事问题。这件事不久就成了描绘兴登堡如何早在三十年前就规划了坦南贝格战役的传说的由来。他是在西普鲁士诺伊德克他祖父的庄园上抚养成长起来的，他还记得童年时曾和一个替腓特烈大帝干过两星期活儿的老花匠交谈过。
兴登堡在汉诺威车站上等着，火车于清晨4时进站。他从未见过的鲁登道夫将军，以“轻捷的步伐”走上月台，向他报到。在东去途中，鲁登道夫对当前的局势和他已发布的命令作了说明，兴登堡听了表示赞同。他们就这样在前往日后使他们驰名于世的疆场途中结合起来了。以令人畏惧的花押 ＇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姓氏的第一字母分别为H和L。——译者＇表示的这一“结合”行将统治德意志帝国直到帝国的末日。后来兴登堡成了陆军元帅，但同时也博得了一个“‘你说呢’元帅”的诨名，这是从他每当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总是转问鲁登道夫“你说呢？”的习惯而来的。
真是别具一格，关于第八集团军司令的人事更迭，德军最高统帅部考虑通知的第一个人竟是东线的铁道总监克尔斯滕少将。8月22日下午，还在专车首途以前，这位少将就来到霍夫曼的办公室，带着“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给霍夫曼看了一封电报。电报通知说，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参谋长的专车将于明天到达马林堡。这就是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怎样知道自己被免职的经过。一小时后，普里特维茨收到一封给他本人的电报，把他和瓦尔德泽列入“待分配的名单”中了。霍夫曼说，“他向我们告别时，对于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
鲁登道夫的做法也并不老练。尽管他很了解霍夫曼，和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曾在柏林和他同住一屋达四年之久；可是，他还是分别发电报给各兵团司令下达命令而未通过第八集团军参谋部。这并不是故意要得罪人；总参谋部的军官得罪人是常情。霍夫曼和格吕纳特都立刻认为受了侮辱。在马林堡为新任指挥官们所举行的欢迎会，按鲁登道夫的说法，“根本不是高高兴兴的”。
现在必须面对这场战役命运所系的关键问题了。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究竟是应该停在原地以防莱宁坎普的进一步前进呢，还是按照霍夫曼的计划，把它们调往南线抵抗萨姆索诺夫的右翼？除非用上第八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否则没有希望打败萨姆索诺夫所部。8月23日那天，弗朗索瓦兵团在因斯特堡和柯尼斯堡之间五个车站乘车的复杂过程刚刚结束，正在前往南线途中；还要有两天时间的换线转轨和进行同样复杂的下车工作，才能进入阵地作战。冯·莫根师也在从另一条铁路向南线进军途中。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兵团这天未动。骑兵侦察队报告莱宁坎普所部仍“无动静”。他和马肯森和贝洛两个兵团相隔大约只有三、四十英里，如果他们两军向南移动攻打另一支俄军，他仍可——要是他推进的话——跟踪他们，从后面猛攻。而霍夫曼则要马肯森和冯·贝洛立即启程。鲁登道夫离开那慕尔只三十六个小时，是新来到这里，而在当前形势下，无论作出哪种决定都是命运攸关的，而且要对局势负责，所以把握不定。兴登堡从退休生涯出来仅二十四小时，全依仗鲁登道夫。
在俄军方面，高级指挥部伤透脑筋的是怎样选择时机，使钳形攻势的两翼一起夹击敌军的任务。障碍如此之多，如此五花八门，如此难以处理，又如此明显，弄得军事长官们一开始就充满悲观情绪。西北战线司令吉林斯基的职责是协调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两支部队的行动，可是如何完成这一职责，他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一味地下令催促赶紧行动。莱宁坎普已首先出动而且已首先投入战斗，于是吉林斯基要求尽快行动的命令全都发给萨姆索诺夫。与此同时，法国人一连串的空前紧急的请求又都冲向吉林斯基本人而来。法国人为了减轻他们在西线的压力，指示他们的大使“坚持”要求“俄军必须对柏林开展殊死进攻”。这些要求，从霞飞送到巴黎，从巴黎送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送到“斯塔夫卡”（设在巴拉诺维济的俄军总司令部），从“斯塔夫卡”送到吉林斯基，吉林斯基又把这些要求全部转送给了萨姆索诺夫将军，而萨姆索诺夫将军这时正在沙砾路上一步一步地奋力前进着。
自从在日俄战争中指挥一个骑兵师以来，这位正如英国驻第二集团军联络官所称的“朴实厚道的人”还从未有过指挥拥有十三个师的一支集团军的经验。他通过并不为他所熟悉的参谋们和师长们进行工作。俄军不是按地区编制的，报到的后备役军人——有时占到一个团的人数的三分之二——对他们的军官和军士来说，都是陌生的。军官短缺，士兵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往往目不识丁，这些情形，使命令不易逐级下达到前线。管理电讯的通信部队几乎是混乱的。在华沙电报局，一个参谋大吃一惊，发现一大堆给第二集团军的电报搁着未拆也未递送，因为和战地司令部之间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系。这位军官于是把电报收集起来用汽车去分送。兵团司令部只是同师部联系的线路是够用的，而同集团军司令部或友邻兵团联系的线路就不足了，因此借助于无线电报。
由于硬要赶紧行动，把集中时间缩短了四天，以致后勤的组织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一个兵团由于另一个兵团的补给车辆没有开到，就得分一些炮弹给它，这样也就搅乱了自身的打算。面包车也不见影踪，要使军队的给养能靠敌人境内的乡村供应，就需派遣征集队在骑兵护卫下先行出发，而在这方面又未作什么安排。一匹马在沙砾路上拖动货车和炮架，事实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半货车的马匹卸下来，加套到另一半的车辆上，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向前走一段以后，再把马都卸下来，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