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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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那酒精灯上面的广口烧瓶里的液体开始冒出气泡，呈沸腾状了。阿里先生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只陈旧的铁盒，上面有杭州西湖的图画。他打开铁盒，从里取出少许茶叶，倒入沸腾的烧瓶里。然后用一根玻璃棒均匀地搅拌。一会儿，烧瓶里液体呈现出棕红色。这时阿里先生将酒精灯的盖子盖上，取出两只平口量杯，将广口烧瓶里的棕色液体注入了量杯，刻度各为两百毫升。阿里先生将量杯推到我们面前，说：李先生，陈先生，请喝茶。这是我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去中国带回的龙井茶。
我和李明迅速地对视了一眼。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令人恐惧的事还没结束，阿里先生从桌上那排装满粉末的容器中某一个瓶子里取出一些白色的结晶体，加入那两百毫升的液体里。我赶紧问：这是什么东西？阿里先生说：这是白糖。这杯茶给我的印象至深，以致后来美国人在伊拉克抓住那个化学阿里，我都觉得那个阿里就是阿里先生。
我们把送检的药品样品和文件拿出给阿里先生过目。我敢保证这批青霉素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它们是春风制药厂的优质产品，当时在国内都供不应求。在文件中，一份是我们公司的送检申请。是用阿文的。上面要有李明的签字，公司盖章，还要有药剂师的签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阿里签字。另外两份材料令我十分头疼。一份是药品检查报告单，一份是政府批准该药品生产的批准文号文件。根据要求，这两份材料必须是英文的原件，盖有公章。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一份中文的化验单的复印件。我们请人把化验单翻译成英文，可盖不到工厂的印章。至于让省卫生厅给我们出一份英文的批准文号文件还加盖公章，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制作文件了。
用英文打字机打一份材料不难，很快就做好了。问题是那两只公章。在阿尔巴尼亚不像在中国，到处都是刻字店。我得自己动手。我把一支筷子劈开，剪了一小块剃须刀片夹进去，用胶布缠上，还算锋利。都说图章是橡皮的，可我现在缺的就是橡皮。我先是切了一块土豆，但发现土豆的汁水太多，还有淀粉会结晶。李明提醒我，听说当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政府用过肥皂印章。这话使我大受启发。我挑选了很多种肥皂，最后找到一种意大利的白色洗衣皂，硬度和韧度较理想。我把肥皂打开，在桌面上加少量水慢慢研磨，让它的表面密度得到加强。然后让它晾些时候。与此同时，李明在一张透明的纸上用铅笔艰难地写出弧形的春风制药厂的仿宋体字。由于图章的字是反写的，这给他增加了很高的难度。另外，他还得画出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来。现在，我在闭目养神一阵子之后，开始运刀刻字。我真是凝聚了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每一刀下去都是屏住气息。大概在糟蹋了十来块肥皂之后，我总算刻出一块完整的。高高兴兴沾上印泥，往白纸上一盖，春风制药厂赫然可见。只是字体显得古朴粗拙，不像个公章，倒是像汉代的碑拓。这可真叫人失望。这时我突然极其想念我在温州的朋友阿乔。他的表叔是中国金石泰斗方介堪，受表叔影响，阿乔也会刻一手好印章。不过我更想念还是另一个叫相国的朋友。他是从阿乔那里学会刻字的，但有所发展。有一回他给我看过他的印谱，前面几页是一些“高山流水”“慎独”“一日三省”的古句，后面的几页令人生疑地加入几方篆刻“美酒咖啡”“星球大战”“迈克乔丹”，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温州市发动机厂”的圆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红着脸说：那是多年前他所在新单位加工资，要他去老厂里盖章。他懒得去跑，就自己刻了一个。要是相国这回在我身边该有多好……我又刻坏了几块肥皂，总算让字体显得瘦削了一些，中间那个五星也规则了点。可是印章周围那个圆圈我实在是无法刻好。情急之下，一只菜油瓶子的盖子吸引了我。我把它拧下来，沾上红印泥，在我刻的字外边一盖。哇！天衣无缝。它一下子就让我难看的字变得像样起来。
现在，这叠材料就放在阿里先生面前。按理说，阿里先生现在已经为我们工作，不必担心他什么。可他就是那种特别细节的、爱较劲的人。他戴上老花眼镜，把材料看来看去。很快就停留在那只公章上。他在中国呆过这么多年，大概对中国的公章有点印象。他大概是看出一点破绽，但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想像力能想到这章是我刻的。他握着笔的手哆哆嗦嗦，想签字，又签不下来。还是李明有办法，拿出两百美金放在他前面。说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本来要到下周才发）。这样，阿里先生高悬的笔总算签了下来。
然后我们就去见实验室主任皮斯尼可先生。皮斯尼可在看阅了材料后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真是文明古国，连公章都设计得像艺术品。
青霉素
在黑暗的地拉那城里跟着阿尔塔走了那么多路，访问了那么多人。终于在一个白天，按照一个人的指点，我们走进国家药库ＦＦ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门，将一份报价单送进去。没有多久，有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当时李明和我，还有阿尔塔都等在外面的停车场，那人朝我们走来。他用阿语和阿尔塔说：他要到市中心邮电局发一份电报，能否请我们用车送他一下。我们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这个就是法托茨，是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做采购计划的。他的背后有很大的背景，在当时权力很大。法托茨一上车，就开门见山说：你们得拿出百分之七的成交额作回扣，我就可以买你们的药。他说这回扣不是给他一人，他后面还有好些人。我们马上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第一个大订单就下来了，是个令人心跳的数字。光是青霉素就有５００箱，每箱是１０００支，总共有５０００００支。还有制霉素，扑热息痛等等。但是在发货之前，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这批青霉素是国内内销包装，没有拉丁名名称。我们必须用印好不干胶的标签ＰＲＯＣＡＩＮＥ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给每个瓶子都贴上。我们在国内印好标签，用Ｄ．Ｈ．Ｌ快件寄来。我和李明干了一通宵，只贴了两箱。按这样的进度，几个月也交不了货。
我想起我小时候寄养在姑妈家。她家挨着菜市场。蚕豆豌豆上市时，卖豆子的人会把豆荚子分给邻居去剥豆仁，每斤两分钱。那时我才四五岁吧，记得也会在早晨四点起床，为了两分钱跟大人睡眼惺忪的去剥豆子。能否把这个办法在这推而广之呢？我们找来了房东里里姆和他老婆杰丽，他们现在都失业在家。我们先是从中阿友好的历史说起，说中国人民愿意把最好的药品供应给阿国人民。只是这回中国人民实在太糊涂，忘了在药瓶上标上拉丁文。所以现在需要阿国人民支持，在药瓶上贴上标签。里里姆和杰丽好像听得不得要领，注意力开始不集中。这时我们说到每贴好一箱，中国人民会付给一块美金，我看到杰丽的眼里放出了光辉。她说：这事包在她身上了。
杰丽当年在空军当按摩医生一定是很风光的吧。尽管她现在像个保温桶，年轻时身体一定特别丰满。我能想象当她给那些疗养的飞行员按摩时，飞行员们一定更想来按摩她。所以杰丽对过去的好时光极其怀念。有一回，李明让她听了一段国际歌，杰丽顿时热泪倾盆。这个晚上，我不知杰丽跑了多少户人家。我想她一定像是背上插了翅膀的天使，或者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在周围一带的居民家里进进出出。她把令人振奋的消息送进了一个个紧闭的蜂巢里，使得里面的蜜蜂夜不成寐，嗡嗡作响。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打开房门就看见门外已站着好几十人。杰丽卷着衣袖，站在石级上，神采飞扬地向人群说着什么。她的形象让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大概无论中国外国，革命者的形象大致都是相似的吧。杰丽的组织能力真的非常强，她让里里姆把住大门，每次只能进两个人，她负责登记，让每家领取两箱青霉素。要求他们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做好送回来。一切都井井有序，那些拿到青霉素的人，把东西扛在肩上飞快地离去。他们想尽快地做完这两箱后，赶紧拿回来再换两箱。那青霉素其实很重，每箱有四十公斤。那些妇女、孩子只能抬着走了。也有人用自行车驮，我还看见了一辆独轮车。到后来，我甚至看见来了一辆驴车，那是杰丽家的姨妈，从老远的乡下来的。杰丽为此请示了我，是否可以多给她们几箱青霉素，因为路比较远。她姨妈还给我一篮子的樱桃呢。
一件本来让我发愁的事情现在变得令人快活了。我认识了那么多平时难以见面的邻居，尤其是中间有那么多的漂亮姑娘。然而，这也让我直接看到，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失业和贫困是如何触目惊心。杰丽喜欢把每个人的身份介绍给我。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飞行员（这里是空军宿舍，飞行员很多），那个以前是电影演员。我慢慢开始有点不自在了。后来，当杰丽告诉我那个略显局促的、穿着考究的衬衣的六十来岁的男人原是阿尔巴尼亚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地自容了。我觉得自己用这几个美金把这些有身份的人吸引过来实在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我原来只以为这些小活只会吸引一些无事可做的妇女小孩（就像我小时候剥豆子一样）。而更令我不安的是，随同这位前大使来抬青霉素的是他美丽的女儿。她穿着白色的运动装，略胖，皮肤被阳光晒得很红，眼睛碧蓝，体形极丰满。她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她说话，我的蹩脚的英语更难听了。不过我还是知道了她是个中学教师，教文学的。让这样的女子为了几个美金屈尊光临，我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我把这事记在心里。过了些时候，我请杰丽去联系，请那个大使的女儿当李明和我的家庭英语老师。她教了我们两个月的英文，就渡海去意大利了。我没有再见过她。
不到三天，那５００箱的青霉素都贴好了拉丁文。事实上，如果当时我有一火车，甚至有一只万吨巨轮的青霉素，按这样的方式，杰丽也可以把它们搞定。很快，这些青霉素运到了国家药库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又分配到各医院和药房。其中一部分很快就被加入蒸馏水，注射进不同人的肌肉，在血液里循环，与细菌激战。与此同时，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支票也到了我们户头。我们淘到了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桶金。
法托茨
我们常去瑞安人小林开的上海餐馆。一个晚上，小林说起他在米兰的总店生意是如何繁忙，他妻子打理不过来，催他马上回去。他只好考虑把餐馆卖掉。
我们在闪电式接下了餐馆后，才酒醒一般知道这下是犯大错了。我们其实对餐馆经营一窍不通。小林说好要带我们一段时间，帮我们学会生意。可这小子就像六十年代苏联专家一样背信弃义突然就撤走了。我们连个厨师也没有，再说那时我们的药品生意已起步，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在接下餐馆的几天里，我和李明一下子就瘦了十来斤。好在我们找到青田人小叶，他在维也纳的餐馆做过二厨，懂得点餐馆经营之道。他就成了我们的大厨师。
起先，餐馆还是有一些客人。小林说餐馆刚开张时，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的总理麦克曾经来吃过饭。小林把和麦克的照片放在皮夹里，在阿国遇到什么事，把照片拿出一亮就解决了。在我们接手后，还常有一些外交使团的客人过来。意大利、希腊的大使都来过几次。当时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也来过。索拉纳来时我只觉得这个有点面熟的长着络腮胡子茬子的人有点面熟。后来再次在电视上看到他时才知他是大人物。还记得有个联合国的什么统计小组常来吃饭。其中一个日本人叫小西，还有两个英国妇女，一个法国老头。他们吃好饭各付自己的账。我看到那个英国妇女在生气，说自己已经拿出两千列克，小西却坚持说她的钱还在钱包里没拿出。那妇人说：下次我一定要小心，免得又被你骗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些来自西方富国的体面人，也是这样抠门计较的。
上海餐馆在我们手里经营了半年，生意日益清淡。我们真的是不会经营餐馆业。另外，阿国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国外的游客骤减。后来，厨师小叶辞了工，他要回国进货，要做生意了。这使得我们下了决心，关掉餐馆。
这天我们约见了房东法托茨。我们通过阿尔塔把情况告诉他，并表示愿意多付两个月的房租作为补偿。法托茨打断我们的话，说：这个事情应该是小林来和他谈。我们说小林已把餐馆卖给我们，那天晚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法托茨说那天小林是说让我们帮助他看管餐馆，他还会回来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小林骗了我们。如果当时他对法托茨说把餐馆卖给我们，法托茨不会这么容易让他脱身的。现在，法托茨很生气。他对阿尔塔说：中国人都是骗子，我们和小林一起骗了他。那天他已经半醉，但还能控制。很不高兴地走了。
法托茨再次来餐馆是在第三天晚上。他进来时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当时有两个阿国人在吃饭。法托茨过去对他们耳语了几句，那两人看了我们一眼，站起来急匆匆就走了。法托茨尾随他们到门口，把门反锁上。当他转过身来，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那手枪是银色的，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勃朗宁”手枪吧。他举枪指着我们，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可眼球红得像燃烧似的。他完全醉了。
他挥动着手枪，用阿语喊着，意思要我们离开餐馆，跟他走。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他要在我们关闭餐馆之前下手，扣留我们在餐馆里的东西。这使得我们非常愤怒。为这样的事，你怎么可以动用武器呢！我们说我们不会走的，我们要阿尔塔过来和他说理。
不行！法托茨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要我们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