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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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煮熟了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
…………
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
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他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
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
朱棣闻听，说道：
“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惟一区别，不过是他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
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
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的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利用意识形态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南渡录》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十三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
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人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是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
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氏所说，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
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我们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十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
比老皇帝更高明的第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了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
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永乐五年（１４０７）五月二十日，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
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进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好感。
一打一拉，天真的知识分子立刻掉入彀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他们的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作品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的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十五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的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这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把他除掉，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驸马，亲自志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中又一出经典小品。
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全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十六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名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的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他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第一次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马基雅维里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马基雅维里说：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