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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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隐蔽在城外的部队听到南门枪响，吹起了冲锋号，一齐向城里杀来。敌人这时刚刚起床，遭此突然袭击，仓惶应战，红军战士英勇冲杀，势如破竹。周维炯和漆德玮率部直取县衙，和敌警卫队展开了激烈巷战。周维炯两支手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敌警卫队一百多人渐渐不支，举手投降。红军占领了县政府，在县政府的门楼上插上了红旗。不到一小时，整个战斗结束，城里三百多名敌人，死伤过半，其余都当了俘虏。周维炯召集师团干部会议，布置防务，县苏维埃政府迁驻商城，改商城为赤城，这个一向被反动势力统治的商城县城，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王霁初改编了一支歌谣，后来唱遍了全中国。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农友们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商南苏区不断发展，红三十二师节节胜利之时，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却为赤城苏区和红三十二师的归属发生了分歧。由于赤南是商城一部分，在6月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鄂东北特委同意信阳中心县委的意见，将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
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的实际领导者徐子清对这个决议不满。他们认为，将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不利于下一步在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下，实现鄂东北苏区与商南苏区、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的联合作战。这些意见虽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商城县委的一些人却认为他们“有政治问题”，“想把红三十二师拉到黄安去”，下令将俩人逮捕，秘密处决。徐子清牺牲时二十七岁，徐其虚牺牲时二十三岁。
徐向前说：“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亢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皖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亢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握等人所为。”事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给商城县委以书面警告处分，决定在光山的商城县委委员一律撤职。将王泽握清除出党。“二徐”被错杀，开了鄂豫皖苏区“左”倾杀人的先河。
吴光浩开辟木兰山
徐向前临终前的遗言是将他的忠骨部分撒在大别山。魂牵梦绕的大别山啊！不仅是他走向人生旅途展示军事天才的出征地，还留下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程训宣。
让历史告诉1929年的春天，大别山风起云涌，群峰耸立，林木葱葱。
一条隐没于林间的小道，行进着一支蹊跷的队伍。与其说这是一队军人，不如说是一队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穿着农家的破烂衣裤和草鞋，有的还打着赤脚，只有少数人穿着白军的土黄布军装，帽子上缀一颗五星形的红布片。
队伍共有三百多人，一百多条枪，没有枪的战士背着大刀，小一点的拿着一支支缀着红缨的梭标。
他们的脸色是青白的，他们的神情和目光，却是无畏的。队伍很快就消失在浩瀚的林海里了。大别山暂时隐蔽了自己的秘密。但是从山下石头垒就的堡寨的枪眼里警觉地望着他们的豪绅武装红枪会、黄枪会知道他们是谁，驻守在豫南、鄂北、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是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七十二条好汉走上木兰山，和井冈山名字一样响亮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
木兰山。大别山南麓高峰之一，山势巍峨，壮如雄狮，始名青狮岭。明万历年间，人们为纪念传说的民族英雄花木兰，建木兰殿于山上，后称木兰山。山上有连绵数里路的庙宇，三十二个寺院，住着一百多个和尚、道人。山周围有一千多户人家，还有长轩岭、塔耳岗、柿子树店等小集镇。在睛朗的日子里，战士们站在一个叫祈嗣顶的高峰上，瞭望着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谈论的都是革命理想大事情，那时候他们不谈钱。
在木兰山上的吴家大院，十七岁的孤儿陈再道衣衫褴楼，赤脚站在军长面前。红七军军长吴光浩将满满一袋子的五百块光洋交给他背在身上。敌人一个团追踪而至，后来成为将军的陈再道背着钱袋子就跑，连人带钱滚进水塘……
正当朱德、陈毅在长江以南红红火火地领导湘南暴动，贺龙、周逸群溯江而上领导湘鄂西暴动的同时，近在汉口以北五十公里之木兰山活动的吴光浩游击队，在强敌重压面临绝境之际，辗转于黄陂、黄冈、麻城、黄安、孝感六县边界，餐风露宿，历尽艰辛。现在他们又打回来了，回到河南新集南部大别山腹地柴山保。这是一个有着“七个莲塘，八个稻场”的鄂豫皖小盆地。南与湖北黄安交界，东隔箭厂河与麻城为邻，素有“狗咬惊两省，鸡鸣闻三县”之称。从木兰山到柴山保，红七军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的旗号，在层层白军和地主武装的包围中搞起了红色割据。
大别山今天没有枪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还不会想到，这样一支小小的红军游击队有一天真会成“气候”。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与之相比，共产党游击队不过是大山脚下石缝里长出的一棵嫩草芽。
大别山深处，那支队伍又从丛林里闪现出来。
走在前面的是这支队伍的三位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他们都是黄安、麻城本地人，都很年轻。戴克敏最小，只有二十三岁。曹学楷最大，也只有三十一岁。就是他们，一年多前与潘忠汝、吴光浩、徐朋人等人一起组织了震惊荆楚大地的黄麻起义。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一声令下，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箭场河的三堂革命红学和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共二万余人汇集七里坪。身背大砍刀的许世友也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
“镗！镗！镗！”铜锣震天响。吴光浩带领攻城突击队提前出发。晚10时，起义大军如滚滚洪流，向南涌去，涌向黄安城。凌晨4时，三万余起义农军会集黄安城下。“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黄安城下人喧马嘶，一片沸腾。“冲啊！”“杀啊！”呐喊声排山倒海，枪炮声惊天动地。有人架起云梯，有人顶着棉被，有人抱着稻草，奋不顾身地向城头爬去。一群人抬起树筒，撞击城门；另一群人抱来柴草，放火点燃。腾腾的烈焰映红了夜空，照亮了倒水河岸。
12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率部奔袭黄安，守城义军起而仓促应战，终因众寡悬殊，鄂东军伤亡惨重。总指挥潘忠汝战死东门，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南门殉职。吴光浩、徐朋人率领七十二名战士，冲破白军和黄麻地区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坚持了木兰山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今日的红三十一师和柴山保根据地。
与每一次出征时不同，今天行军途中，包括一大队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长廖荣坤在内的红军官兵都注意到了，无论是情绪热烈的戴克敏，还是沉着幽默的曹学楷、亦或是不苟言笑的陈安侯，神情都十分严肃。
“党代表怎么啦？”
一边走，廖荣坤一边悄悄地向王树声打听。
“不晓得。”王树声说，“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敌情？”1929年6月，王树声才二十四岁，已参加过黄麻起义和木兰山游击战争，是红三十一师重要战斗骨干。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
“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干呗！”心直口快的廖荣坤大声说。廖荣坤这时也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虎头虎脑的样子，他后来屈死七里坪。
“队伍中不要讲话！”戴克敏回头大声招呼一声。廖荣坤伸伸舌头，后面的议论声消失了。
队伍在继续前进，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
这一天，红三十一师天不亮离开柴山保，黄昏到达鄂东北特委所在地黄安箭场河。行军过程中，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不仅没有跟部队说一句话，他们除了必须说的一些最简单的话之外，彼此也没有交谈一句。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官兵们并不了解领导者内心的沉重。上个月初，红三十一师师长、柴山保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吴光浩受鄂东北特委之命，率十余人枪前往大别山北麓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途经罗田塍家堡时，突遭地主民团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黄麻起义失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吴光浩早已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灵魂。他和潘忠汝都是在黄埔军校加入的共产党，不可多得的军事指挥人才。吴光浩是北伐军的“铁军”营长，被群众传为“星宿”不凡，对这支充满“土气”的农民武装进行着最严格的军事训练。噩耗传来，特委书记徐朋人以及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等人异常悲痛，深知吴光浩牺牲的消息一旦传开，初具规模的红三十一师就将面临垮台的危险。特委紧急做出两项秘密决定：暂时对部队封锁吴光浩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去上海，向中央请调军事干部，接替吴光浩，指挥红三十一师。
十几天前，特委委员何玉琳被派去了上海，寻找中央。
昨天，戴克敏接到特委书记徐朋人的通知，说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今天就到，要他和曹学楷、陈定侯亲自率领队伍赶来迎接。
从接到通知那一刻起，一个沉甸甸的疑问就在三位领导者的心中盘旋不去：中央派来的干部，真能弥补吴光浩的牺牲给红三十一师带来的损失吗？
就在这支队伍由东北向西南前进的同时，大别山的深处一条曲折的林间小道上，两个商人打扮的青年和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也在向箭场河方向疾行。两个青年中的一个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他的同伴身材匀称，生一张俊秀的娃娃脸，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豪放的光。
“象谦，前面就是黄安箭场河。就要见到鄂东北特委的同志了！”身材匀称的青年一边说，一边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口音表明他是本地人，且对脚下的路十分熟悉。“今天咱们走运，没有碰上白狗子！”
高瘦单薄的青年微微一笑。他也走热了，摘下头上的礼帽扇了两下，抬起热情的眼睛望着大别山的崇山峻岭。
“步蟾，中央决定是对的，大别山真是名不虚传，兵家用武之地，咱们一定能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身材匀称的青年点点头，有些激动了：“这里是我的故乡，我真希望她早一天变成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将来我们可以从这里打到武汉、南京去！”
走在后面的农民打扮的汉子听着他们的话，微微一笑。他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
那位被称为象谦的人，现在的名字叫徐向前。身材匀称的青年名叫桂步蟾，黄安本地人。数日之前，他与徐向前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根据地。后面那位农民打扮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鄂东北特委紧急派往上海求调军事干部的特委委员何玉琳。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徐向前和桂步蟾由何玉琳带领，顺利到达黄安箭场河，与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见面。鄂东北特委的领导同志对徐向前的接待是热情的，但又是有节制的，原因是特委成员还没有从吴光浩牺牲引起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徐向前、桂步赠的到来并不足以平息这一悲痛，再者徐向前在党内的影响尚微，无论是主持地方工作的徐朋人，还是负责游击工作的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都还对这位中央派来的人的能力和品格知之甚少。在他到来之前，鄂东北便开会做出了决议。徐朋人向他宣布了特委对他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特委决定继续对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保密，暂时任命你为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
徐向前听不大懂他的湖南话，桂步妈便充当了翻译。徐向前听明白了特委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和特委对我的信任！”徐朋人也听不懂他的山西话，桂步蟾又将他的话翻译成湖南话。
第二天早上，戴克敏在队伍前宣布了特委对徐向前的任命。还是因为语言障碍，徐向前的第一次队前讲话并没有给王树声、陈再道在内的红三十一师官兵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中央派来的副师长，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师长牺牲，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在他们心中还没有太重的分量。
徐向前走进大别山的处境是微妙的。他是红三十一师最高军事指挥员，却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不让他参加，一般情况下总是事情决定后才由参谋长曹学楷通知他。特委做出这种安排并非要为难或者排挤徐向前，他们还不了解徐向前，斗争形势又异常严酷，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们当然不能将指挥这支队伍的权力放心地交给一个陌生人。
徐向前就从这一时刻显示出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知道要在这里站住脚，履行中央交付给他的责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取得当地同志的信任。
战争正扑面而来，它是检验一名军事指挥员优劣的试金石。徐向前到任不久，便投入了频繁的战斗。
蒋介石对鄂东北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微微有些不安，却也没有十分在意。当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还是要防，他想。他看了看军事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