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猎艇 作者:[苏] 伊·切尔尼谢夫-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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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队长说着最后一句话时，便将勋章授给我。
我的眼睛面前火星乱飞起来。对于这样的看重和奖励我想表示我的感谢，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答词，未必有人听得懂，但是，看起来，这是无关重要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全涌上来，抢着向我道贺，握我的手。摄影记者把摄影机弄得劈劈啪啪地响，镁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亮着。
不知是由于镁光呢还不知是由于这种遭遇，我的眼睛里流出眼泪来了。在耳边的嗡嗡声中我还听见这样一些话：“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卡普路诺夫上尉，伐兰丁·格奥尔基维奇·吉佳柯夫中尉，……红海军上等兵津巴连柯……授予红旗勋章……”
一切都混在一起，浮动起来了，我觉得眼前发黑，于是便倒下去了。当我又清醒过来时，太阳正照进窗里，从街上传来了葬礼进行曲的乐声。
我爬到窗边，望出去，只看见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队送葬的行列在慢慢地移动着。前面是三具棺材，上面罩着海军军旗，后面跟着联队长，各分队军官……柯切杨……水兵们。还有花，许多花，许多花……。
“是葬谁呀？！”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病人！您在干什么？”看护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安静点躺下来吧，大夫就要来了……”
看护员竭力要我上床去，但是，一种可怕的预感把我拖住在窗边。突然起了一个猜想：“安葬的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伊夫琴柯和德伏梁金。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一个是谁呢？”
“看护同志，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怎么样？”
“第三个安葬的是谁？”
“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死了，此外就再没有人死过，全都好好儿活着。”
我转身看向看护员。她眼睛里含着眼泪。
“同志……”
“安葬的是卡普路诺夫……伊夫琴柯……”
“卡普路诺夫吗？……他不是活着的吗！！！”
……
一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卡普路诺夫是在快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的时候去世的。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两星期之后，他们将我搬进了一间病室，跟吉佳柯夫和洛巴诺夫斯基在一起，并且允许我可以起床和看报。这样，我又可以经常知道海上的战斗消息了。
我的母硳在西多连柯的指挥下成功地经过了三次战斗，并且击沉了两艘敌艇。
其中有一次战斗的经过情况是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讲给我听的。
他们和一艘作伴的猎艇一同出去巡逻。斯列波夫发现了三艘敌艇。他们是横着前进的。冈察洛夫（他又回到这艘猎艇上来了）对着为首一艘敌艇射击，弗罗洛夫对着末尾一艘射击。已故的卡普路诺夫的那艘猎艇上的炮手们——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则轮流地对着中间一艘射击。这时候，斯列波夫发现，另外又有三艘敌艇从另一方面驶来。
西多连柯开足了马力，决心对敌人进行冲撞。距离迅速地在缩短。只有半链了……这时候，弗罗洛夫用直接瞄准对准芬艇的甲板室下方射击……敌人的弹药爆炸了，船也就烧了起来。
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将火力转对着第二队敌艇的头艇，也将它击毁了。
这是一个白夜。艇上全体人员清楚地看见，在海湾的中央那艘敌艇像是一支蜡烛似的，不动地在燃烧着。法西斯匪徒们想拯救他们的同伙，但是我们的炮手们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时候，又有两艘猎艇从邻近的巡逻区驶来。敌人便开始逃跑，隐没在烟幕后面。
“烟幕是呛人的，外加岸上的炮队猛烈地在射击。这样，我们只好转回来了。”别洛波克这样解释道。
“抓到俘虏没有？”我问。
“当我们追击那些敌艇的时候，那艘打沉了的敌艇上的人全都淹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
“您现在该祝贺弗罗洛夫所得的奖章了，”别洛波克想记起来说，“这种奖章，波罗的海舰队里没有人得过：那是不列颠王国乔治第六奖给他的英国‘军功’章。”
“就是这样一个徽章，”弗罗洛夫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关系，就是英国奖章也好，我还是要祝贺您的。”我这样说。
“多谢。假如是俄罗斯的奖章那就更好了，更确实可靠了。在我们的奖章上，人人都能够认得上面‘军功章’三个字，可是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留着胡须的国王，像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似的……”
我出院了，但是指挥部却不放我出海，根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硬要我作一次休假旅行。
我确很想回到亲爱的莫斯科去一次，去看看家里的人，看看那些熟 的街道和桥梁，古老而伟大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然而，在夏季战斗正打得火热，每天都有激战发生的时候，离开同伴们到别的地方去，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最后，我还是只好依从了分队长和副分队长柯切杨的坚决要求。
在出发前，同志们委托我在莫斯科访问一下卡普路诺夫的妹妹。
飞机在半夜中启发，直对着“大陆”行进。树林、铁路路基、以及由白夜的淡青色光线微微照亮了的英雄城的幽暗的郊区，在机翼下面向后退去。乘客几乎全部都是军人，他们靠在窗口，贪婪地眺望着列宁格勒。
一会儿，窗外望不见什么了，白色的夜雾用不透明的幕布将大地掩盖起来了。
飞机的载客舱漆着阴沉的灰色，里面没有一排一排的沙发椅，就像是一节货车似的。我们的确是坐在“飞行车厢”里，在封锁期间，这种飞机曾给列宁格勒运来各种各样的给养品，在回程中则带着伤病员和指挥人员回去。在机舱中央，一个射击手的下半身高高地吊在皮带上在摇晃着。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毛皮长统靴，他的头和他的转动机枪的回旋盘的两手，我们是看不见的。
从雾气的缝隙中，我看见了刺多牙湖的起麻斑的湖面。一艘拖着木船的拖轮和一艘在巡逻的猎艇掠过去了；几分钟之后，在机翼下面闪过了一些码头、仓库和房间。
当我们又在树林上面飞行的时候，射击手解去了皮带跳到机舱中来。他向我们巡视了一周，高兴地说道：“事情完了：你们已经在后方了。”
朝阳的光芒照亮了树顶和湿漉漉的机翼。迷雾地区已经飞完了。驾驶员作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向下方降落。稍稍震动了几下，接着马达便停住了。我们下了飞机，踏在有露水的青草上，愉快地伸了伸懒腰。这就是后方，是“大陆”了。我好久不曾听到的鸟叫声，芬芳的清晨的新鲜空气，脚下的土地，以及飞机场旁边玻璃完整的小屋，这一切好像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离前方只不过几十分钟的航程。停放在穹形仓库中的飞机以及里面坐着驾驶员的值日“雅克”机，才使人想到离开前方只有几十分钟的航程。
飞机加了油，我们喝完了第一杯“后方茶”，接着继续向莫斯科旅行。
一座被弹片打伤了的、到处都是弹坑的树林掠过去了。被曲折的战壕所切断的、被密密的铁丝网所围住的一片田地掠过去了。在一些焚烧过的死气沉沉的空地上，常常可以看见仰天的炮筒、被打毁被烧坏的坦克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一会儿就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的长方形的耕好了的田地以及一排排的绿色的庄稼。那些在瓦砾场旁边有用黄金色木板盖成的新农舍的村庄，也开始出现了。
突然地，出现了工厂的烟囱、船桅、房屋……莫斯科到了！
飞机在中央机场的平坦的场地上跑过，最后停在充满阳光的飞行站前。
我走下了飞机。在这一片静寂中只听见鸟儿的叫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我乘坐第一班地下铁道列车往莫斯科的另一头去，半小时之后，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按着家里的门铃。我听到了拖鞋的拖曳声和母亲的带着睡意的、一点没有改变的嗓音：“谁呀？”
我用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道：“找姓切尔尼谢夫家……从波罗的海来的！”
门锁响了。母亲没有按下门键，将门微微开了一点。她的眼睛仔细地向外张望……但是认不清楚。
“开吧……开吧……妈妈！”
“我的孩子！”
母亲一面笑着，一面流着眼泪，把头发斑白的头紧靠在我的肩上。
我的父亲和弟弟恰巧也在莫斯科，他们听见闹声，都奔到前室来了。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大家都抢着这样问。
我摊了摊手。七小时以前，在列宁格勒机场上，我不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旅行会这样简单、迅速地完成的吗？
我到了莫斯科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那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走进住所来的人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有的向笑容满面的母亲讨一点火柴，有的来讨点盐；他们好像偶然似的看见我们三件军大衣，一件上面有铁道兵团的肩章，一件有空军肩章，一件有海军肩章，便都惊讶地叫起来，道贺起来，接着又匆匆地走向我们，来探问最近的前方消息，主要是问“快接近胜利了吧？”这是又有趣、又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早晨，我偕父亲和弟弟一同上街去观看一下战时的莫斯科。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但仍还结实的铁道兵团少校工程师，一个是留上了上髭的海军军人，一个是还没有留须的空军驾驶员，从容不迫地在街上走着。换句话说，陆、海、空都齐全了。
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响着；无轨电车在停车站上嘶嘶作响地打开车门。一群群的汽车，服从着民警姑娘的指挥棒，一会儿在十字路口停下，不耐烦似地响着马达，一会儿又吼叫着开走了。在漂亮的“齐斯一Ｏ一号”汽车旁边，驶行着“维里斯”的吉普车，在漆着“面包”字样的送货汽车后面，跟着的是载有反坦克炮炮手的“齐斯五号”汽车。在无轨电车旁边则行驶着履带轰轰作响、躯壳低低的“伏罗希洛夫”型坦克。在街道中间的旷地上有忙碌的、不怕人的麻雀在跳跃，在天空上，则有成双作对的驱逐机急急地掠过。
在莫斯科，男人比列宁格勒多得多；大多数都是穿着各种兵种的制服的，而且几乎全都佩着一列一列的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像我们一样，这都是一些因为有事或是休假而来从各地来的人。
红场上的高高的钟楼、历史博物馆、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列宁墓、甚至广场上的铺石，全都充满着伟大、镇定、自信的神气。
在最高苏维埃的大厦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共同的求取胜利的意志，是在这里集中着的。我想着：“我现在望着克里姆林宫，可是就在这时候，也有人在报告斯大林，说昨夜有几艘猎艇在芬兰湾上又进行了新的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接近航路，不让敌人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布雷。”
跟着这种思想而来的是关于很久以前一次五一节游行的回忆。那时候，与我一同在我们学院的纵队中走着的有我的几个好朋友：瓦纽卡·波柯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阿莫辛……我们的行列在列宁陵墓前经过时，斯大林就举起手来，他对着以我们为代表的正在成长着的海军致敬。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斯大林。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又看见他了，他的样子只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在微笑，而是在严肃地、全神贯注地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回到家里，迎候着我的是心情焦急的母亲。
“有人来找你上人民委员部去……难道说你要走了吗？”
我仔细地刮了一下脸便去了。值日员领我去见政治部副主任。在一间不大的、陈设简朴的小办公室里，一位年青的高个子的军官请我坐下。
“我们知道，您伤愈之后在莫斯科作短期休假。”
“正是这样。”
“您在战前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拳击？……搞得还有些成绩。”
“成绩，那我就不敢说了。”
在这位首长的眼里闪出了和善的微笑。
“总之，您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又在作战，这便行了。这几天要开苏维埃运动员第二次反法西斯大会。请您去参加。我们委托您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致敬。”
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我是完全不善于讲话的。”
“什么？您已经害怕起来了吗？”
“并不是害怕；但是这件任务是很重大的，而且……我觉得有点‘不敢’。”
“胡说，再困难一些的事您也对付得很好，您跟十三艘敌艇作过战，现在怎么忽然就有点‘不敢’了。”
继续谈了一阵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作了一个不可违拗的结论：“您就像现在跟我谈话一样，把猎艇艇员们的事迹在大会上报告一下好了。我祝您成功！随便有什么问题，请您打电话来商量好了，”于是他就递给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问卡普路诺夫的妹妹。我怕这位少女会哭，因此不知怎么做才好，不知怎么把尼可拉的为国牺牲情形告诉她才好。我鼓很很大的勇气去按卡普路诺娃所住的门铃。但，当那位相貌很像我的已故的朋友的身材高高的、姿态优美的少女把门打开的时候，我才略为镇定一些了。
我走进一间不大的、像少女一样整洁的房间。
“大概的情形我已经全知道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详细一点说一说好了。请您不要怕我会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全流完了。”
窗外，莫斯科的黄昏已经很浓厚了，蓝色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我们还继续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