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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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他总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审视、检验各家各派的著述与言论，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他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出同辈的大学生。一方面他反对企图从中外已故哲人思想中引申中国应有出路的所谓“文化论派”（如梁漱溟、张东荪、吴恩裕等），认为这是“纸上谈兵，何曾摸得边际”（第257～258页）；也反对雷海宗“战国派”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死的‘形态”’根本说明不了“活的历史”（第105页）。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某些教授的这种建议：不要管什么理论或史观，只须专注于历史的某一部分或阶段的问题的研究就行了。在不断的探索中荣渠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理论指导下，从宏观去把握历史的发展，活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北大岁月》中的日记显示出荣渠对问题的思考与论证极其细密、深刻。例如，刚刚二十岁的他，在听了哲学大家张东荪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理学”的演讲后，写下长篇日记（第221～225页）对其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驳，对理性、非理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本性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极有见地的探讨。在今天读来，这仍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哲学论文。　
　　荣渠的读书功夫非同一般，最令我惊奇的是，他在为学过程中读了好些恩格斯的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等等；此外还读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作品。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很罕见，这些书我自己是在解放后才读的。　
　　荣渠读这些书完全是出于治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当时还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百家中的一家来看待。但他在阅读过程中禁不住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伟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天才“孕育着”另一个天才（第337页）；他读《反杜林论》时叮嘱自己“嚼烂点，受益也多些”（第451页），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恩格斯对真理的看法令人非常同意，一乐也”（第475页）；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大段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如获至宝，原来恩格斯比他自己更早就痛斥了“文化论派”的观点（第285页）；他虽然肯定和赞同唯物史观，但却反对教条式的照本宣科，主张要有所创新，如他肯定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的序言是“代表新兴的唯物史观”，但又认为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第50页）。　
　　我认为，荣渠在青年时代，就已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素质与才能，又格外勤学好思，既不盲从权威，也不徒托空言，而是要求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立论。他正是在这种治学和研究的实践中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对他后来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59年我受命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就和重返北大历史系任教的荣渠分开了。“文革”前，他先后担任世界史和拉丁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国拉丁美洲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创始人。众所周知，在那样的“极左”环境下，没有人在学术研究中可以不受影响，但就是这样，荣渠的研究仍是与众不同的，他缜密的论证，充满历史理性的质疑和思考，使其著述与当时那些高调文章迥然不同，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荣渠的父亲本是起义的国民党人员，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化人，1951年以“作恶多端、残害人民，是罪有应得的大特务、大恶霸”的莫须有的空洞罪名被判处死刑（第691～696页），直到1985年才得到平反（第697～698页）；母亲也被带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三十多年后才平反。这双重冤案使荣渠受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冲击和迫害……但当他从下放劳动中抽调出来搞中共党史教材编写时，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学有专长的教师，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工作。肖静宁见证了这一时刻，她去咸宁进行一个月的短期劳动，竟然与久别的荣渠在那里不期而遇。肖静宁完全不知他在动乱初期受到的冲击，只见他精神抖擞，满腔热情地说要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和韶山去作调查研究，参加编写党史教材。肖静宁与他一样都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从他给弟弟罗荣泉的书信中，更可以清楚看到他是如何费尽心机地认真搜集有关原始资料。当“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时，他又是何等兢兢业业地担当起教学工作。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厄运在等待着他。　
　　从1968年起，武汉大学哲学系就下放到农村办学了。1974年我还在襄阳分校，肖静宁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医学院，考虑到16岁的女儿杨熔明年就要作为知青到“广阔天地”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回武汉探亲时，就决定一家四口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们住在荣渠家，这样我与他就有了深入交谈的机会。那时才知道，他在1973年的所谓“反右倾回潮”的运动中，竟然又受到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几致陷入绝境。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几次都处在生死搏斗的边缘，差点就同你们诀别了”（第549页）。他在身处绝境的极端痛苦中是怎样挺过来的，读了《北大岁月》我才了解清楚。　
　　荣渠是一位追求真理、为民族复兴而甘于奉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他虽身处逆境仍不甘沉沦，不愿“苟且偷生，潦倒度日”，“不想把读的书将来又全部带进棺材中去”，而是要从积极方面来摆脱，放下一切“名缰利锁”，做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决心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一定要选定自己的目标，不计成败、不计世俗的毁誉，坚决脚踏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第553页）。他设想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后来由于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的工作，他注意到马恩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建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的任务，迄今为止尚未完成，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极左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带来的种种恶果，他向自己提出了今后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第575页）的设想。这时的荣渠可以说已经完全站立起来了，所谓的“反右倾回潮”并没有压垮他，他不无感慨地说，他要“感谢”那次“批判”，因为它“使他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了一些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道路，结论是——走自己的路”（第591页）。　
　　“四人帮”倒台后，“反右倾回潮”对他的错误批判终于在1978年得到平反。他明白地意识到，在长期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学术界和理论界，要想正本清源，立足于总结马克思逝世以后历史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历史，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观察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荣渠不无感慨地说，“要真正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不但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要有很大的勇气，而后者犹为难能也”（第617页）。但是，这时的荣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他已具有这样的勇气了。就在他50岁生日之际，他立下了一个宏愿：“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开创的事业，这个工作在马恩逝世以来，大概已经成了‘绝学’，或者是接近于成为‘绝学’……我既经看出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绝学’，就要努力以赴，不计成败，不计得失，去为之开辟道路”（第625～626页）。他把这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观的理论工作称之为“继绝学”。他明白地告诉他的弟弟：“30年前，我们谈到过的‘为往圣继绝学，’是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今天我所说的绝学，是马克思主义之绝学”（第626页）。他认为，很久以来，“在所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表面上虽然在进行，实际上却处于惊人的停滞之中”（第627页）。在今天看来，荣渠立下的这种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对一般同辈学者而言可能是从未想过、也不敢这么想的。其实，惟有这样的宏愿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也才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良知。荣渠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荣渠赴美作访问学者。他到美国名义上是研究美国史和中美关系，而实际上是想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一番亲身考察。他把多了解、认识现实中的美国当作头等大事。他给自己提出了一条准则：“不能埋头在论文之中，应该去了解世界，用中国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世界，也用世界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中国”（第667页）。为此，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期内，不辞劳苦、单枪匹马地走访了美国17个大城市，参观了7所著名的大学，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并特别注意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努力探寻美国兴盛发达的历史活力的根源。他得到的总的印象是：美国人在短短两百年中在荒原野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高度现代化虽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与中国比较起来，美国是处于“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荣渠认为，这次美国之行，加上后来的英国之行等等，对于他的“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3页）。　
　　另外一件影响荣渠至深的事，是他接触和了解到美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他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还与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布莱克教授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曾应邀在美国的“东亚研究中心”做有关“中国现代化历史回顾”的报告。荣渠对现代化研究这门新学问兴味盎然，因为它的特点是对世界历史加以综合比较研究；而它的综合了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知识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正是他所欣赏的，他认为这门新学问应当在中国加以介绍和推广。　
　　回国后，他最初的打算是写一部《美国的历史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人对美国谈的最多而又最不了解，他把使中国人更加认识和了解美国作为自己的职责。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潮却使他改变了主意。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也是当前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虽然搞了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就不得不“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第3页）。时代在呼唤着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荣渠认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毅然中断了《美国的历史与文明》的写作，迫不及待地转入现代化研究领域。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上下求索书屋”，准备对中外古今的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一番认真的彻底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的规划于1982年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后来北大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　
　　荣渠以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难度和风险极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正是他多年来追寻的把理论、历史、现状有机统一起来的最佳结合点。他精神振奋、坚忍不拔地又一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那些不熟悉的社会科学新课程，为一场独立自主的、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聚集了充足的弹药与粮草。　
　　在历史研究中，他一贯重视理论的指引。这次他也是从基本理论的研究入手。这与他十余年前立下的“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一脉相承一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1989年，他根据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个以生产力为中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的学术论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大胆创新之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也“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第4页）。荣渠曾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告诉我，有人认为它是“非”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复信中为他的创见和勇气表示了敬意与支持，对那些无知无稽之说表示了愤慨与蔑视。出乎那些人的意外，这篇论文获得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奖。荣渠在致其弟的信中感慨地说：“这说明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才能生存”（第706页）。　
　　接着，他就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世界进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他于1993年推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全书依次论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现代化的中国进程（1949年以前）。这本书，诚如荣渠所说，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现代化观点，不是西方人的观点，是中国人自己努力探索的成果。正因如此，他就有条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宏伟任务，而《新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学派的开山巨著了。这本书实在是来之不易！荣渠在给我和肖静宁的信中说：《新论》“之完成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46页）。　
　　《现代化新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了。这部著作千真万确地是一个中国人的“一家之言”，它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荣渠清醒地意识到，他已做的工作只是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开了个头，对许多问题，还要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在年近古稀、冠心病已多次敲响警钟的情况下，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超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