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书事 作者:李波-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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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题材小说来可谓得心应手。农村、农民、农民的生活，这正是吸引我一气读下去的主要原因。小说勾起我对小时候艰难生活的回忆，使我头脑中那日渐模糊的农村生活开始鲜活起来。
小说从1975年写到1985年，这正是中国农村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小说以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双水村——为中心，展开对这十年间农民生活的细致描写。作家细致的笔触让我叹为观止，没有长时间的亲身体验，是根本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总有一种误觉，以为小说写的就是我的故乡岩丰村的情形；孙家的故事就是我家的故事。我的家乡岩丰村地处山清水秀的湖南湘东革命老区，小说写的却是北方，确切地说是陕北的延安地区。书中不时出现的“窑”字，总是提醒我，这是在讲陕北，而不是我的家乡，否则，我一定会混在一块了。
一个村就是一个地区的缩影，而一个地区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年轻一点的读者或出身城市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我养我的岩丰村同属红色革命老区，与小说中的双水村并无二致，只是，较之双水村，岩丰村的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大一部分农民处于赤贫状态。双水村的孙玉厚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深刻体会。我们一家人尽管起早摸黑赚取工分，但还是吃不饱饭，有时竟到了以麦子皮（喂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饥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有所改观，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首倡的生产责任制在很多地区仍未实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来得迟缓。我高中毕业的那学年（1982—1983年），我们班有的同学（包括我）仍吃不饱饭；至于菜，一年到头都是吃三分钱一份的南瓜汤。小说写到，1975年孙少平上高中时，吃的是最差的丙菜，这一幕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说还写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最大功绩是使八亿农民吃饱了饭，但是，仅仅吃饱了饭远远不够，农民还需要钱，如买肥料、缴农业税、供孩子上学等都需要钱。好不容易填饱了肚皮的农民兄弟们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真实，如同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亲人或父老乡亲。
孙家老大孙少安13岁小学毕业，回家帮父亲做农活，能干、坚毅的他逐渐代替父亲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岁便当了生产队长。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马而后在城市当老师的姑娘的追求，很实在地娶了个农村女孩子。改革开放后，当事业遭受挫折时，他没有气馁，逐渐成了整个公社闻名的富户。正当全家人春风得意之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患下绝症……我的二哥隐隐然有少安的影子，12岁就回家务农，没有二哥，我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通过做手术，刚38岁的二哥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身体永远残疾。让二哥感到高兴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学。现在上大学的费用是农村人感到头痛的一难题，我听说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我侄儿每年近万元费用都由我全部承担，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对他的一点报答。
小说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队支委孙玉亭给我印象极深。这位农村“革命家”在农村社队集体中，虽然生活艰难，但革命热情饱满。后来，虽经历了农村改革的洗礼，却仍旧沉湎在过去的集体生活中，有时甚至梦想复辟，再搞集体。他常年衣衫破旧，尤其是那双破鞋，成了他孙玉亭的代号。这个人令我想起我们大队（那时的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有时简称社队）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后都这样称呼他——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背后”，当着他的面，社员兄弟们是不敢这样称呼一位大队支委的。与孙玉亭一样，“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烂烂，平时气喘吁吁，像个痨病鬼，但一旦有集体活动，他就特别来劲，例如开批判会，他总是挺在台上带头挥拳高喊口号，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们。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专利：每当大队放电影，都是由他带着几个地主去挑电影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跟着电影机跑，同一部电影连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最高党政长官——大队支部书记。这位支书给读者的印象并不是太坏。改革之前，他当然是春风得意；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田福堂也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后还是适应了新的政策和环境。与我们岩丰大队的领导相比，田福堂无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们大队的“余书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比田福堂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我给“余书记”及其他支委们戴上“仗势欺人”、“不可一世”、“鱼肉乡里”之类的帽子，社员（现在叫村民）们一定会佩服我精准的眼力。一天，我的一个才几岁的侄儿在路上碰到“余书记”，就指着书记说：“余××，你是个坏人，靠我们养活你！”当时书记的肺应该气炸了，但面对几岁的孩子倒不便出手，回头找我父亲。后来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反正父亲那一向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大难临头。大队的支委们还有一个现在想来真是让人不可置信的“嗜好”，就是用各种手段勾引或强迫他们看得上的妇女就犯，有时是集体性出动，而她们的男人只能忍气吞声。面对现在的贪官污吏，有人往往回忆说毛时代没有贪官，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村的基层干部比现在的干部贪得多、坏得多。
小说如果不写爱情故事，那一定不成其为小说了。这部小说涉及爱情的故事很多，粗粗盘算了一下，主要有：孙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金秀、武惠英；武惠良与杜丽丽；叶风铃与杜丽丽；田润叶与李向前；吴仲平与孙兰香；王满银与孙兰花；金强与孙卫红等（姓名或有出入，未与小说核对）。多数爱情故事都很自然、真实，如武惠良与杜丽丽、吴仲平与孙兰香等，有的还让人非常感动，如田润叶与李光前的爱情。但主要人物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的爱情故事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已是公派老师、生活在城里的美女田润叶会苦苦追求农民孙少安？地委书记的漂亮女儿、大学生田晓霞会对矿工孙少平一往情深？这些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少安兄弟的爱情故事呢？是不是路遥的某种自卑心理在作怪？——任何时代，泥腿子都受歧视，同是泥腿子出身的作者偏要安排两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穷追两个泥腿子。我没有轻视少安兄弟的意思，我的过去以及我的父兄们都是泥腿子，只是觉得故事不切实际。还有一点与真实生活不符的是，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漂亮女人。其实，只要性格刻画合理、典型，是不是漂亮女人并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
不久前一个晚上，我在华发北路闲逛，走进一家破败的邮政报刊亭。报刊亭内有一些旧书，其中有一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因为经常在书店看到这套书，网友夜飞雪又特别提到过，我就问老板这套书多少钱。老板说，如果我诚心要可六折。这个价格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至少都得八折。我便得寸进尺，最终以五折成交，共花24元。花这点钱买下一套百万字大著，感觉特划算。回家才发现里面有不少错字，怀疑是盗版，但仔细检查一番，又找不到盗版的证据，最后为自己找了个心安理得的理由：正版书有时也可能有不少错字呵。
马原的风景
朴素发帖时间：2001050812∶53∶00
当我在书店里看到小说家马原的散文集《两个男人》时，内心有种难言的忧伤。往事早已淡去，惟有文学的身影或明或暗。马原——这位中国最有才华最有哲学悟性的小说家，消失文坛已有多年了，只是最近他才出版了文学讲演录《阅读大师》，开始“后小说家”贩卖经验的“江郎才尽”之举。然而正是马原第一个意识到当时的小说叙事有着重大的缺陷，才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他天才的探索，以《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等一批小说震惊了中国文坛，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遗风所及，一大批的实验者涌现出来，如余华、格非、北村、苏童、孙甘露、吕新等人。他们都曾写下了许多精致而极富形式意味的小说，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写作经验，“真正的革新者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现在看来，形式与文体的探索，有力地训练了这批先锋作家的叙事艺术，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为他们后来写下《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欲望的旗帜》（格非）、《米》、《我的帝王生涯》（苏童）、《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施洗的河》（北村）等优秀小说奠定了基础。
对形式的迷恋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的存在标记。但对其他的作家来说，形式是否就不重要呢？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强调内容，认为形式仅仅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内容，形式根本不能独立存在。但在20世纪小说写法的千变万化中，形式往往已经成为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一种内容。先锋从本质上讲是拒绝现实与主流的，先锋是一种自由，先锋是一种精神。先锋派小说对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与审美属性的探索达到了一个空前成熟的境地，但对语言自身的过度迷恋可能也限制了它对超越性世界的关注与表达。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但真正的大师便是在这两难的处境里有着行走自如的能力。写作就是一种冒险，规规矩矩的文字是耐不住岁月的侵蚀的，异端的美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来者所发现，文学史同时也是发现史。
马原是大师吗？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正如我无法判断高行健的成就，因为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当代文坛没有大师可言。上海的批评家吴亮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马原的叙事圈套》里，也仅仅承认“马原是属于最好的小说家之列，他是一流的小说家。”吴亮认为：“马原的小说主要意义不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前一句的重心在于“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后一句的重心在于“叙述了”。也就是说前一种意义是在强调内容（写什么样的故事），而后一种意义则强调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写）。这两种方式曾经是传统小说与先锋小说的区别所在。当然现在的小说家可以说都学会了“以什么样的方式写”的那一套小说的技巧，而且花样更多、写法更大胆，“青春无敌”讲的就是他们（或她们）。但他们（或她们）与马原相比，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马原的魅力何在？仅仅是形式的创始者吗？
其实无论过去多少年，重读马原，譬如重读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拉萨的小男人》的系列作品。仍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它们是当代小说中最令人惊异的小说。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的想像力，他的写作技艺和他的小说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马原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创造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写法，确立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在此之前，这种写法和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没有的。但马原决不仅仅是一种小说形式的开创者，他在艺术上的博大与丰厚也是其他小说家所难以企及的。马原对自己的小说有着自信而深刻的认识，曾经在一篇七千字的名叫《小说》的文章里，用异常明确的文字表达出他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他对近世世界小说家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小说的解释。
马原说：“每个作者都密切关注着多种技法。最常见的是博尔赫斯和我的方法，明确告诉读者，连我们（作者）自己也不能确定、认定故事的真实性——这也就是在声称故事是假的，不可信，也就是在强调虚拟。当然这还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提供可信的故事细节，这需要丰富的想像力和相当扎实的写实功底。不然一大堆虚飘的情节真的像你所声明的那样，虚假、不可信、毫无价值。这种技法表面上看很简单，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主要是对作家基本功要求很高，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这样的方法往往是最具效果的方法。”这种切身的写作经验确实比一些评论家的高头讲章说的痛快明白。
站在这个无比荒凉的大地上，面对一些真正的大师，用他们的勇气、人格、受难的姿态，尽其所能地在废墟上把人类残存的希望与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础关怀人、解释未来新的生存。而马原是不是大师，这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马原的小说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为小说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我们在这一扇窗户里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景。正如某学者所云：以往我们接受的是这个世界的A面，而马原的小说偏偏呈现了这个世界的B面，于是震惊产生了。
已故的上海评论家胡河清曾经说过：“马原是具有比较敏锐的‘文化意识’的一人。”胡河清偏爱马原的早期小说，他在《马原论》一文中对马原有极为漂亮的评价。其云：“佛家有雪中芭蕉之喻，喻‘金刚不坏之身’；我倒愿意马原修成如雪海中不凋生命之绿的大芭蕉树那般的金身，虽然进入神秘冷峻的世外仙境，却又能有朝一日回归到象征感情生命之美丽的凡界之火焰山。这是比佛法的涅更大的道行。马原能成此果否？”淡出小说创作的马原已经无法完成胡河清先生的遗愿了。
“我就是哪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马原小说《虚构》中的第一句话）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感受到的那种简练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