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美国的本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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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7）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8）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9）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10）“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11）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1，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2，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3，美国是世界的楷模。4，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5，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下略30000字）
美国对法西斯阵营开战，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不是一种带有经济考量的行为，从战争开始前美国可选择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言，美国的参战对于他们而言很不经济，美国在战争中牺牲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并且在战后为了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给与了欧洲和日本两大地区巨额的经济援助，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战争，在这里，美国人意识形态又起了作用，在美国看来，法西斯阵营是专制独裁国家，是民主与自由的破坏者，是对美国人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挑战。美国人说，当自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美国人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
基辛格在论述二战时说：即便是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会参加战争，因为“为了自由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罗斯福无疑会让美国参战”，进而，基辛格说，美国的参战“是美国的伟大并勇敢的领袖进行的非凡的外交努力而导致的结果”。（22）
日本内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在论述二战时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23）
在这里，冈崎所说的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就是指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具体美国人的好恶是什么，将在下面讲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一直贯穿于二战以后。
二战之后，美国以民主的挽救者身份以及无可比拟的国家实力成了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借此对西方世界进行了整合。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最强大最坚定的捍卫者。此期间，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战。美国大兵卖命流血，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的“赤化”。美国在越战遭到了惨败，成为美国自立国以来的首次遭遇的败绩，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越战值得不值得打的疑问。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值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可能印度支那半岛早全部成共产国家了，这也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估。
进入七十年代，卡特执政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中，美国在无法改变大多数中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条件下，为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当作对外交往的普遍要价。但出于其意识形态，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这个人权外交既被用来苛病社会主义阵营，也成为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普遍的要求。自卡特以后，人权开始成为美国的外交的基石，人权的状况成为除政治体制以外的衡量敌友及远近的标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中，人权都是其响亮而重要的对外要价，几乎每届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都把人权外交当作自己未来政策的重要卖点，以获取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拥有众多的中国朋友，被认为能理解中国的现状，带有亲华色彩。但即使这样，布什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实施基于人权理由的多年的制裁。
为赢得选票，与老布什竞选时，克林顿批评其在人权问题上“软弱”，掌权后，克林顿在人权外交上大进一步，在任八年，克林顿打了两场人权战争，一场是为制止种族屠杀而出兵肯尼亚，另一场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克林顿当政期间，在国际上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两人共同把人权提到高于国家主权的高度。
小布什时代，美国一国独大，世界呈单极格式，美国不再顾忌，在人权之外，又将“政治自由”作为外交公开的对外要价。对中东阿拉伯世界，小布什除了依法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将独裁者萨达姆送上审判台之外，又靠宣传及威胁，迫使中东实现民主化；对中亚及原苏联地区，小布什靠鼓励颜色革命来促使其进一步民主化，对俄罗斯的被认为破坏司法独立的案件声称要进行制裁；在近期的对非洲债务的免除上，小布什的条件也是非洲对象国的民主化。小布什在二次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人的使命是扫除地球每一角落的专制体制和独裁者。
布什时代的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活跃。新保守主义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推进新一轮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PANC）的组织，由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斐尔德以及评论家布茨、克里斯托等组成，这些人在多种场合对新保守主义外交做了阐述。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观点：
1，美国由于其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在妇女解放、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帝国；
2，这个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他不同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过去的帝国的目的是靠武力使原住民服从，获得殖民地；而现在的美国帝国的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法治。
3，美国政府应该继承里根的成功的外交政策，里根的外交政策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充分发挥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里根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拖垮了苏联帝国，并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化。
4，为确保美国的价值体系，并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价值体系，美国应该时刻准备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历史证明，美国曾经进行的这些局部战争，如夺取菲律宾、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古巴、越南战争、波西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都在确保了美国的价值体系起到了作用。
5，在这些局部战争之后，还要考虑这些国家的重建（Nation Building ），为确保这些战争对象国的民主建设，美国应该准备类似于二战后援助欧洲建设的马歇尔基金。
新保守主义经常引用的保守主义政策成功的实例，是美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改造。二战后， 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是被美国摧毁后，美国的重建下成为独立的繁荣的民主国家的。
我们可以看出，伊拉克现在成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验地。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外交史，就会发现，新保守主义阐述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历来一贯的外交政策，其目标也是在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体系，推销并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独大的世界里，这个政策得到了明确的无所顾忌的表述。
第七章 美国的对华外交：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也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欧美国家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国家。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中国自与欧洲接触以来，就以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为欧洲人所知，为他们向往。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对欧美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有挑战性有魅力又有意义的工作。让数亿人口归顺基督，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了上帝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因此，欧美人对在中国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到中国来的，是一些欧洲的传教士，主要以耶稣会为主，内容主要为天主教。美国建国以后，美国的教会也差遣传教士来中国，内容也变为基督新教的教义。欧洲世俗化以后，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力量变成了美国。
传统的中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儒教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儒教是一个非常世俗主义的思想系统，它表现为注重现世，不谈来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讲天堂。由于注重现世，儒教又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统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会人都追求世俗的价值如福禄寿等，不追求天国。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忌谈鬼怪力神等等。
所谓搞偶像崇拜，是指传统中国多数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处竖起佛像，让人跪拜，并且不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而认为是各种“因缘”的结果，这在基督教看来，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这样一个中国，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还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反基督的国家是赤裸裸地反对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那是应该消灭的世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异教统治的国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要求获得在全中国和向中国居民传教的权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国家只被允许在中国的开放城市向外国人传教，向中国居民的传教属于禁止之列。美国在清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在清朝末期及到1918年之前，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1）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是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校的前身，现在也领导着中国学术潮流。
在政治上，美国的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帝国主义纷纷将懦弱不堪的中国当作肥肉宰割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美国人提出的对清朝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如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中国对基督教文明开放门户。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战争中，只有一次美国派兵参加了战争，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八国联军，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在美国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是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信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权利而进行的一场“护教战争”。当时义和团打出的“灭洋教”的口号和杀死大量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的举动，使得美国国会同意出兵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除此之外，美国再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