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美国的本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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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的相对友好，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晚清主持外交数十年的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事实也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了清华、山西大学等教会学校。 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家也陆续将庚子赔款归还了中国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时期，还有一个因素使得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更为高涨，这就是黄祸论的兴起。黄祸论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最先了解到中国的时候，就有类似于黄祸论的论调，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文明的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之后，既感到魅力，又感到忧虑。他们忧虑中国文明会以它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众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忧虑中国代表的黄种人会突然铺天盖地地泛滥世界，淹没五湖四海，淹没欧洲。这种忧虑就是“黄祸论”。黄祸论在中国，被理解成欧美人担心黄种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危害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实际这种理解不全面，黄祸论，主要是欧美人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的文明会危害欧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欧洲与中国发生往来频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黄祸论还是欧美人脑海中的一个一个幻象，但在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中国劳工向美国的大量涌入，黄祸论在欧美人眼里成了马上即将来临的现实。于是，黄祸论甚嚣尘上，如何阻止黄祸也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美国的黄祸论的主要鼓吹者马汉既宣扬黄祸论，同时也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创始人。海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黄祸论，马汉主张的阻止黄祸的方法是，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马汉的思想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美国以后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执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还有一个阻止黄祸办法，那就是传教，也就是把黄祸的根源日本和中国基督教化，让他们势力再强大也不会危害基督教文明。马汉在海权理论的同时，也主张靠传教阻止黄祸，马汉说：“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文明，纳入自己的怀抱并融入自己的理念：首先是中国文明，然后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2）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
黄祸论甚嚣尘上时，对欧美形成威胁的主要是日本，日本人打败了大清，随后打败了西方大国俄罗斯，在东亚开始挑战欧洲的霸权，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与美国较劲。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躲开欧美人的警觉的眼光，拿破仑说，“让中国睡去吧，他一醒来，会震惊世界”。中国被他们视为早晚超过日本的黄祸的根源。因此，把中国基督教化、堵住黄祸的源头的动机，在清朝末期更激发了欧美众多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于美国的强烈的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向中国传教热情一直不衰减，传教力量也一直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3）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
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
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 广东人 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宋氏家族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做过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孔祥熙在九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由于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吹捧蒋说：“据我所知，报刊杂志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6）
蒋公如何，历史已有定论。但这是以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基督徒眼中的蒋介石，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对蒋的看法。
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岭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岭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岭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重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刻意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玲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这是《时代》杂志很少有的事情，三次为一个政治人物宣传，估计是时代周刊绝无仅有的吧，这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这里，同为基督徒的事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蒋介石与宋美岭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所以，现代的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搞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应该穿上十字军的骑士盔甲，嘴里别说要率台湾走出埃及，要说夺回上帝赐与的流着奶与蜜的福地，或者说台湾必将光复大陆，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等等，这样就能获得大洋彼岸的满声喝彩了。当年蒋公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基督教了解还颇不在道，比之蒋公差矣。
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
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政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是，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