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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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
“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
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
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
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
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
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
存款人在利息收人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
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
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
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
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
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
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
保持在足以舒缓输人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70年代，我们跟伦敦的国际知名人物交锋。1972年3 月，英国一名专门倒卖资
产的投资家占美。史拉达到新加坡来见我。据报章报道，希思出任首相期间，把自
己名下的资产和股票，交史拉达全权管理，因此他享有卓越的信誉。在这之前一年，
我曾经在唐宁街10号希思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他。我对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进军新加
坡股票市场，表示欢迎。
后来在197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告诉我，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涉嫌操纵
新加坡挂牌公司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他们以不法手段抽取虎豹总公司和
子公司的资产，同虎豹集团的某些董事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构成失信的刑事罪名。
他们是在欺诈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的股东。但是，要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么一位
名人进行调查，万一证实不了，坏的是自己的名声。该让韩瑞生对史拉达采取行动
吗？我最终决定，为了维护新办坡股票交易所以管理妥善见称的信誉，我们不得不
采取行动。
调查显示，这果然是个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一步步抽光虎豹集团的资产。
事情才刚刚露头，规模更大、涵盖面更广的诈骗活动还在后头。史拉达华克证券公
司的犯罪活动，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西亚、香港，直到伦敦——那是所有赃物的集
中地。他们利用虎豹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收购香港的上市股份，再把股份转售给
史拉达华克执行级人员独揽股权的史派达证券公司，大家一起瓜分这些不义之财。
几个主谋是：史拉达、虎豹集团主席理查德。塔林和虎豹集团董事经理奥格尔维。
华生。华生早在事发前返回英国，后来逃到与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的比利时。史拉
达和塔林还留在伦敦，我们要求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新加坡受审，但是英国当局不肯
引渡史拉达。反而是经过伦敦法院长达三年的审讯后，英国内政部长才在1979年下
令，仅以17项控状当中五项刑罚最轻的控状引渡塔林。法庭以其中三项控状，即刻
意隐瞒有关虎豹集团1972年综合损益表的重要资料而将塔林定罪，每项罪名判入狱
六个月。好几年后，已经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在我的办公室里低
声地向我表示遗憾，后悔自己当初无法协助新加坡把史拉达绳之以法。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缤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
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
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
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特阿
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 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
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
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
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
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
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
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
妙。
几次碰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还是不死心，这回请来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
的来信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过去他总会在信末亲笔署上“哈罗德谨启”，这
一次，“谨启”二字是打上去的，署名则成了“里沃的（哈罗德）威尔逊”。我的
结论是，这是他应酬朋友而写的信。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为，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
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 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
上予以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另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
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
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
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我们，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
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向我请示。我
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它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
出申请时，再度请它吃闭门羹。
1986年，文莱苏丹发布紧急法令，关闭文莱国家银行。消息一传出，银行立刻
出现挤提。银行涉嫌在违反条例的情况下，拨出13亿新元贷款给邱氏集团公司。原
来邱德拔一直在利用银行的基金，进行私人活动，包括设法夺取伦敦渣打银行的控
制权益。身为银行总裁的邱家长子，在文莱被逮捕。新加坡的银行总共贷款4。19亿
新元给文莱国家银行，其中以外资银行为主。邱德拔花了两年，才还清这些债务。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
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
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
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于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
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1985年，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陷入危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介人为它解围。马来
西亚炒家，尤其是陈群川，把他们手头的新泛电和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
存入新加坡的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而抵押价高过市场价格。他们保证在指
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股票。后来股市滑落，他们的资金周转不灵，以致无法
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因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属下好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经纪行，
无法清偿债务，交易所被迫关闭三天。金融管理局人员在高铭胜的率领下，同新加
坡四大银行彻夜商讨对策，拨出一笔总额1。8 亿新元的“救生艇”紧急基金，拯救
濒临破产的股票经纪行。高铭胜这一番抢救行动，使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逃过股市全
盘崩溃的厄运，挽回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事件可谓杂乱如麻。
为了防止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我们修订证券业法令，要求股票经纪公司行事时
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
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
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
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
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
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
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
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
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
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
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
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
曾有误。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
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
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
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
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
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1998
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
（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
个问题。他在1981年5 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
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
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
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
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
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
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
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
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
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
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
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
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
更别说保证回报。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
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
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
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
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
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
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
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
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
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
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
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
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
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
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
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