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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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
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
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
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
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
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
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
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
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
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
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
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
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
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
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
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
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把
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
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 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
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
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
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
们是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
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
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种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
“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
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的。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
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
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
们也自行筹款，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
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
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联络所管
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
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
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
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
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
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
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
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
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
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后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
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
人民放下心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
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
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 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
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的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
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
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继续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
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
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我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
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
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
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的
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
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是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
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
阵子在政坛L 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
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
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
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
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
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
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
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
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
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