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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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
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
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的，新加坡
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美国人总爱从国家的人口和
幅员考虑问题。就东南亚来说，跟印尼人比较，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
道。美国泄了气回国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而且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让英
镑贬值，1968年1　月宣布提前于1971年撤军。两个星期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
包括西贡在内的100　多个城镇发难。电视对这次攻势的报道，动摇了美国民众的信
心。事实上，越南的攻势是失败的。但是美国媒体当时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
这是美国人的一场惨重的灾难，美国输了这场战争。两个月后，约翰逊在3　月31日
宣布：“我不会争取也不会接受党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从那时候起，美国泄了
气，硬着头皮撑着，只为等待新任总统争取以不至于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计划，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
休假，交由吴庆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逗留了几个星期。在那里的
教员俱乐部做客时，我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胜了之后，我
从温哥华飞到握太华会见特鲁多，几个月前他刚出任加拿大总理。随后我以政治研
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分前往波士顿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学院。

　　　　我住进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宿舍，同大约200　名学生和10名研究员同住。我上
了有关美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课程。诺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个领域里同美国学者广泛
接触，这些领域主要是美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经济学、激发积极性和提高生产力。
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跟一组人进行讨论，工作午餐跟另一组人在一起，下午有专
家讨论会，晚上跟著名学者相聚，共进晚餐。我受邀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垒
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赛，体会了美国青年进发蓬勃的年轻朝气，当然也包括挥舞着彩
球的啦啦队。节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当局派了个研究生来协助我，替
我找资料，也帮我安排不在原定计划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约会。只是特工部为了24小
时保护我的安全，把行动中心设在高级人员的公共休息室里，给埃利奥特宿舍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跟学生、研究员和合监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
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这种现象令人瞩目。学生都绝顶聪明，一名教师就坦言，有时
候跟某些学生争论问题，还真让人伤透脑筋。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师，跟英国剑桥大学不一样。40年代到60年代
的英国教学人员乐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远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嚣。反之，
美国教授喜欢跟政府建立关系，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内，教授
们总爱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兴趣和教学活动是以当今的
世界，以眼前和未来作为对象的。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擅长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过
去，他们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设性的未来。他们跟工商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
往，而哈佛大学商学院却恰恰为学术人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人跟英国人不一
样，他们不为了认真地研究过去而作茧自缚。调查现状、预测未来，是美国学术研
究的强处。美国智囊团把对未来的研究称为“未来学”，它发展成一门受人尊敬的
学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
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
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十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
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
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
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学人员会面，包括中国
问题专家卢西恩。派伊，他曾经在50年代研究过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还有麻
省理工学院的萨缨尔森，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以所编写的经济教科书闻名。他
给我上了一课，专谈为什么美国仍然维持纺织业等低增值工业。同哈佛商学院的弗
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
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
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
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
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
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叫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
也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员，个个思想敏锐，讲话风趣，即使意见不合也能激
发我的思考。加尔布雷思是最牙尘嘴利的一个。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基辛格。
巧的是。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
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间辩护。
他措辞谨慎，身处于鸽派人士当中，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自己是鹰派分子。他慢
条斯理地以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会随波逐流、人云
亦云的人。不久后，尼克松政府宣布基辛格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已经离开
哈佛。那年12月飞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同他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
始终。我希望拜会约翰逊总统。邦迪对我不是急着要见当选总统。而是要求会见前
任总统感到意外。我说，尼克松需要时间部署班底，拟定议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
工作之后再去见他。我见到的约翰逊凄凉而消沉。他说，他已经孤注一掷地把一切
全投进了越南。他的两个女婿都在武装部队里服务，双双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
出比谁都多。我离开时，留下他独自黯然神伤。毛泽东只有一生的时间我下一次访
问美国是在1969年，5　月12日我拜会尼克松总统。1967年4　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
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
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
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
巅峰期，他问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来源，是
从获准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探亲的老一辈华人那里得到的。据我们了
解，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毛泽东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
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
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好几年后，
尼克松不再担任总统时，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说过的这番话。他也引述了
我说过的有关日本人的话，认为他们有冲劲、有能力，并不是只会制造和出售半导
体收音机而已。这时候，我才晓得他跟我一样，在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之后，有做笔
记的习惯。）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
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
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
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
间消失。

　　　　1969年我在华盛顿遇见尼克松的时候，他再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我的基
本分析是一样的二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借
此增加同苏联对抗的筹码。

　　　　我们花最多时间讨论越南问题。他说，美国是个强盛富裕的大国，进行游击战
的对手越南则是个落后、贫穷，几乎没有科技可言的国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
投下了数十亿美元，32600　名美国人丢了性命，2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美国人民
和国会议员几乎竭尽所能，要求美国尽快撤离越南的压力一日比一日高涨。可是，
美国撤退对南越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影响，对越南的东南亚邻国的影响，对澳大利
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美国盟友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
都非考虑不可。问题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可靠不可靠。尽管国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
他必须确保问题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我总觉得他要结束越战，是因为顶不住国内
的反战压力。但是他并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他要体面地脱身。美国
人民对越战失去信心，我感到惊讶。突如其来地结束越战，不但会在越南，也会在
邻近国家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后果，对泰国尤其如此，因为泰国在越南问题上一直
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撤军行动必须谋定而动，逐步进行，让南越军队可以负起更
多的战斗任务。必须力促南越人民这样做，关键是找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南越领袖，
具备像越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来处理他们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南越也能像
韩国一样，有3　万——5　万名美国驻军，同时确保韩国武装部队可以一年年地增强
军力。要成功落实这样的撤退方式，必须让河内和越共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有充分
的时间按部就班地逐步撤退，总统不会向压力低头而匆匆忙忙地把美军撤走。河内
当时其实是在华盛顿进行斗争，许多国会议员却在媒体的鼓动下无意中帮了越南。
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南越人自行战斗，条件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装
备保卫自己，那么万一战败了他们也怪不了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让战争越南化。
尼克松对此深感兴趣。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持续了一小时又一刻钟。尼克松需要寻
找理由来相信自己脱得了身又不算战败。我相信这是绝对可能的。这使他感到宽慰。
我在1970年11月5　日再度会见尼克松时，他刚经历了一场劳心费神的中期选举活动，
显得疲惫不堪。他重新谈论了在越南问题上能有些什么选择，然后把话题转向中国。
我建议美国向中国打开门窗，开始进行非战略物资贸易。如今已有三分之二的联合
国成员国准备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不应让人觉得它有意阻挠。我再次指出，
美国不像苏联，它跟中国并没有共同的边界。

　　　　手里多了一张牌稍后我在白宫的附楼里会见了基辛格，他问我有关苏联人准备
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船坞的事。如我所料，他从希思那里听说，在英军离开后，柯
西金对利用新加坡的军港有兴趣。我在早些时候向希思披露这件事，是要确保他不
会匆匆忙忙地撤离军港。我向基辛格保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会先照会他和英国
人。苏联的行动使我手里多了一张牌。我希望美国人会鼓励澳大利亚军队继续留在
新加坡。在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组成的五国联防安排下，我感到
很放心。我循着澳新运行，澳新循着美国运行，这种形势对新加坡来说好得很。基
辛格补充说：“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我说，由于没接受美国的援助，新加坡在
东南亚可以以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就世界事务发言。基辛格同意，这样做对美国和新
加坡是最好不过了。

　　　　在这期间，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人悄悄地跟北京领袖进行了接触。1971年他秘
密地访问了北京，安排尼克松在1972年2　月访华。尼克松1972年回月宣布这个消息，
震撼了全世界。事前他没通知任何亚洲盟友，包括日本以及他们的台湾盟友，这使
我感到不安。他这次访华，的确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另一方面，1973年4　月我再度访美时，越南的战情看来并不乐观。伤亡人数继
续增加，还看不到胜利。美国国会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完全退出东南亚。我
和芝到乔治敦区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家中，跟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麦
克纳马拉在午餐时透露，有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尼克松涉及掩盖水门事件，事态发
展可能变得很棘手。说这话的时候，他脸色凝重。我有预感，尼克松和东南亚今后
都会有麻烦。

　　　　4　月10日早上抵达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前门门廊迎接我。对于我不时公开支
持他对越南和柬埔寨所采取的孤独立场，他特别表示感激，待我热情友好。为了拍
照，他跟我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中散步，大谈当时正在盛开的玫瑰和草原海棠。在白
宫内会谈时，尼克松说，他认为中国并未立即构成威胁，只有在10年至15年后，当
中国的核计划大功告成时，它才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问我对越南和停火
条件的看法。根据停火条件，美国答应提供援助重建北越。我说，在当时的具体情
况下，顶多也只能如此。拉拢北越，使它不再依赖苏联和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美
国要是不提供援助的话＊越对苏联和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