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邓拓1095-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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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　“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　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　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　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　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　士养生之书—　《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啤《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　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　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　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　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　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　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　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　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　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　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　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　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燕山夜话（二集）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　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　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　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　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　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贷　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　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　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棵粒不收，而　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　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　“爬开根土，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都没有写清楚。　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姜宜原湿沙地。四　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　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渭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
　　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　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很　重要，应该加以介绍。他写道：“秋社前，新芽顿长，分采之，即紫姜。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　刘屏山诗云：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似之矣。白露后，则带丝，渐者，为老姜。味　极辛，可以和烹饪，盖愈老而愈辣者也。曝干则为干姜，医师资之，今北方用之颇广。　九月中掘出，置屋中，宜作窖，谷秆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经霜　为上。拔去日，就土晒过，用篛篰盛贮，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湿气出尽，却掩　篰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令常暖，勿令冻损。至春，择其芽之深者，如前法种之，　为效速而利益倍。”
　　这一段记载显然是直接从老农的长期经验中得来的，具有首创的意义。在王祯以前，　我们翻阅《齐民要术》《尔雅翼》、《四时类要》等书的记载，都没有说到这些要领。　由此可见王祯的确是在李时珍以前很有成就的一位农学家。当他做江西永丰知县的时候，　经常和老农在一起，研究农桑园艺，总结生产经验，著书推广农业知识。他对中国农业　科学的发展，无疑地是有重要贡献的。这里所说的种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罢了。
　　我们应该把王祯等古代农学家总结了的经验，和现在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利用北　方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姜的条件，多多推广种姜。因为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当然，　用量要控制，如果过量了，反而有害，这是不待说的。只要用量适当，那末，姜就可以　治疗许多种疾病。王安石的《字说》称：“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苏轼的《东坡　杂记》描写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年纪八十多岁，颜色如童子，“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　不老云”。这就证明了生姜对人体健康的好处。《本草纲目》中列举生姜能治疗的病症，　总有几十种。所以，李时珍说姜是“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知道吃生姜对身体有益，所以孔子生平“不撤姜食”。　到了汉代，有人由于大量种姜，终于发财致富，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贷殖列传》　中写道：“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时至今日，人们的经验更多了，应该更清楚　地知道种姜的好处，进一步加以推广，决不仅仅因为它够本而已。

　　燕山夜话（二集）　　种晚菘的季节
　　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　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　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　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　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
　　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　大白菜。
　　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　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　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菘即今人　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　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　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　滓。”
　　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　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
　　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　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　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桑下春蔬绿满畦，菘　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又一首写道：“拨雪挑来塌地菘，　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　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
　　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　“菘性凌冬不彫，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可见　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　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突出。比如明代陶宗　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　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　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　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　地记载下来。
　　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　白菜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　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　那末，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　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
　　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　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　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

　　燕山夜话（二集）　　甘薯的来历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　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　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　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　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　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　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　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　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　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　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　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　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　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　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后金学曾　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　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　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　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　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　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　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　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　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　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　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　不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