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2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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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吵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有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茬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二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儿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莱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那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问：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是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问：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问：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问：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问：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问：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二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问：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问：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都是极“左”的，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的通读了一遍。，　
　　问：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杨：1972年5月间放的，整整四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相，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问：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出事前谁揭发的什么材料，我后来也都知道情况了，没什么值得保留的。还有照片，就都没要；后来想想，把档案、照片都不要，挺可惜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问：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问：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非特的《爱经》，里面有点关于性交的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了。　
　　问：《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问：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述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个洞一个洞，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问：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我用了三两天的时间刚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问：你那个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问：那半瓶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北　岛　
　　一　
　　　
　　1992年6月，我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到艾基（Genandy　Aygi）。那诗歌节有个传统，除朗诵外，请与会者参加翻译工作坊的活动，把某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译成各种语言。当年选中的是艾基。中国诗人宋琳和一位荷兰汉学家每天上午去翻译工作坊，陆续带回艾基的诗的中文译稿。他那独特的风格让我吃惊。我马上请张枣做了个专访，和宋琳译的艾基的九首诗一起发表在《今天》文学杂志当年第三期上。这是艾基的诗首次和中国读者见面。　
　　同年夏天，我和艾基一起在哥本哈根的一个作家学校讲课。晚上我们在一个酒吧喝酒，一直喝到半夜。他健谈，敏感而随和。和一个诗人喝酒聊天，是对其写作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在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几条金链。其中关于俄国诗歌的金链，我提到了三个名字：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基。这条金链也许还应加上更多的名字。但在我看来，这三个人独特的声音更具原创性，也彼此应和，是精神上对人类苦难的伟大承担和点石成金的语言的完美结合。　
　　五十年代末，作为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艾基和当时因诺贝尔奖而受到围攻的帕斯捷尔纳克成为邻居，继而成为忘年之交。是帕斯捷尔纳克鼓励艾基改用俄文写作。这条金链的两环紧紧连在一起。艾基因此被逐出高尔基文学院，在莫斯科漂泊，没有居住证也没有钱，有时甚至在火车站过夜。其写作也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在俄国几乎还默默无闻。　
　　1934年艾基生于楚瓦士（Chuvash）自治共和国南部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长大。那是个远离中心的地方，离莫斯科和彼得堡各五百英里。他的母语是楚瓦土语。其诗的精神来源，可通过楚瓦士民谣，追溯到隐藏在大地褶皱中的古老宗教和传说。一个楚瓦士的乡下孩子来到莫斯科，把那相当边缘化的古老文化和俄国以及欧洲的现代主义诗歌融合在一起。或许可以说，俄国诗歌在斯大林残酷统治时期绕了个弯，深入腹地，韬光养晦。　
　　文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正面对抗，往往会成为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和太多数地下文学作品不同，艾基的诗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釜底抽薪。他有意打破俄国诗歌传统中的语言链及伴随的强大韵律系统。他在接受《今天》杂志的访问中说：“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从另一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一般来说，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阅读艾基的诗歌可能是一种历险。他的诗歌有其特殊的密码，包括修辞、句法、分行、间隔、标点、符号等。读者只有解开密码，才能真正进入他的诗歌。　
　　1994年春，我收到楚瓦士共和国的一封邀请信，请我去参加获得国家诗人称号的艾基的六十岁生日的庆祝活动，我有事没去成。近十年过去了，艾基的诗歌在同行中显示出更巨大的活力。在后现代的虚假风景中，他用诗歌证明：爱与信仰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艾基《孩子与玫瑰》英译本序，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2002年10月：写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柏洛依特学院　
　　　
　　二　
　　　
　　临近森林　
　　　
　　而　
　　我终于接近没有人到过那里　
　　只有一种旧感觉的　
　　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　
　　哦　
　　这明亮的　
　　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是　
　　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　
　　拥抱四周　
　　闪烁了，自由和白色在附近　
　　而纯洁被创造——简单地：被纯洁自己　
　　田野　
　　敞开　
　　（总是像　
　　天空前的田野）　
　　发它的光——为自己　
　　　
　　那　
　　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　
　　为爱　
　　像爱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　
　　同时创造　
　　纯洁之地　
　　　
　　有过多少风？少许黑暗地离开和生活的风　
　　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　
　　在那里　
　　沉默中　
　　天蓝　
　　（宋琳译）